1966年,还是在巴金离开上海准备赴杭州继续参加亚非作家其他活动之前,他和叶以群见了一面,虽然只是匆匆一面,但是巴金仍然能体会到这位已结识了几十年的老朋友当时的忧虑心绪。不过当时叶以群尽量表现出了泰然的姿态,他并没有因为作协有他的几张大字报而张皇失措。可是就在巴金还在杭州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从上海传来的消息:叶以群竟然自杀了!显然,叶以群的自杀对巴金内心的冲击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不久,巴金回到上海,他忽然明白了叶以群为什么要这样做——整个上海已经让他完全陌生了。
后来,他在《无题集·二十年前》一文中说:“文革”期间,“冤死的我的朋友中,叶以群是第一个,据说他是在8月2日上午跳楼自杀的。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清楚他被迫跳楼的详情。我主持了为他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宣读了悼词。我只知道他是让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逼死的,但是真实的具体情况,就是说应当由什么人负责,我仍然不很明白,也许我永远不会明白了,因为大家都习惯于‘别人说了算’,也从不要求知道真实。我知道叶以群的死是在他逝世后的一周,知道老舍的‘玉碎’却是在他自杀后的一段长时期,知道傅雷的绝笔则是在他辞世后的若干年了。通过十几年后的‘傅雷家书墨迹展’,我才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灵,找到了真正的我们的文化传统。‘士可杀,不可辱!’今天读傅雷的遗书我还感到一股显示出人的尊严的正气……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识分子何止千万,他们树立了一个批判活命哲学的榜样。我记得在反右时期我还写过文章批驳‘不可辱论’,我赞成打掉知识分子的架子和面子。我写这种文章其实也是为了活命。当时我就在想:人要是不顾全面子,那么在生死关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天保佑!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亡友们又接连不断地给我敲响了警钟。”
这里,巴金控诉了“文革”的暴虐,也对自己进行了忏悔。痛苦中的巴金不断自责着自己,他的灵魂在忏悔中升华,因为叶以群的死让他的灵魂不安。他在不安中辗转反侧,在不安中一段段往事又回到他的脑海之中,其中包括和以群的交往,某种程度上,他还代替已在阴间的以群做痛苦的回忆。
巴金在《随想录》中回忆说:当批判电影《不夜城》之前,“我是不敢向‘长官意志’挑战的。我的文集里虽然没有‘遵命文学’一类的文字,可是我也写过照别人的意思执笔的文章,例如《评〈不夜城〉》。那是1965年6月我第二次去越南采访前叶以群同志组织我写的,当时被约写稿的人还有一位,材料由以群供给。我一再推辞,他有种种理由,我驳不倒,就答应了。后来,我又打电话去推辞,仍然推不掉,说是宣传部的意思,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正是张春桥。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以群自己也有困难,似乎有些害怕。当时说好文章里不提《不夜城》编剧人柯灵的名字。文章写好交给以群,等不及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我就动身赴京做去河内的准备了。上飞机的前夕我还和萧珊同去柯灵家,向他说明:我写了批评《不夜城》的文章,但并未提编剧人的名字。此外,我什么也没有讲,因为我相当狼狈,讲不出道歉的话,可是心里却有歉意。三个多月后我从越南回来,知道我的文章早已发表,《不夜城》已经定为‘大毒草’,张春桥也升了官。但是我仍然对柯灵感到歉意,而且不愿意再看我那篇文章,因此它的标题我至今还说不清楚。同时我也暗中埋怨自己太老实,因为另一位被指定写稿的朋友似乎交了白卷,这样他反倒脱身了。”
此后巴金说:“在我靠边的时候,在批斗会上,我因此受到批判,说我包庇柯灵,我自己也做过检查。其实正相反,我很抱歉,因为我没有替他辩护。更使我感到难过的是第二年8月初,叶以群同志自己遭受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含恨跳楼自尽,留下爱人和五个小孩。我连同他的遗体告别的机会也没有!一直到这个月初他的冤案才得到昭雪,名誉才得到恢复。我在追悼会上读了悼词,想起他的不明不白的死亡,我痛惜我国文艺界失去这样一位战士,我失去这样一位朋友,我在心里说:绝不让再发生这一类的事情。在这个仪式上我见到了刘素明同志和她的五个孩子。孩子们都大了。把他们养育成人,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何况以群死后第二个月单位就停发了他的工资,做母亲的每月只有几十元的收入。这十三年十分艰苦的岁月是可以想象到的。这是一位英雄的母亲。她在‘四人帮’的迫害下,默默地坚持着,把五个受歧视的小孩培养成为我们祖国各条战线需要的年轻战士,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吗?”
叶以群遗书里最关切的他的亲人们,后来有了一个能够宽慰的结局。不过,始终让巴金忘不掉的,还是叶以群之死。他在另一篇《十年一梦》中说:“‘文革’发动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这是我后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记不了,不能不让它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因此这些天我满脑子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前些时候我回忆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仿佛重温旧梦,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钟。旧梦也罢,警钟也罢,总有一点隔岸观火的感觉。不像刑场陪绑,浑身战栗,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狱里服刑。我奇怪当时我喝了什么样的迷魂汤,会举起双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认罪,让人夺去做人的权利……今天回想起二十年前的旧事,我不能不发生一个疑问:‘要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喝迷魂汤又怎么样?’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过迷魂汤,我们可以免掉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倘使只有少数几个人‘清醒’,我可能像叶以群、老舍、傅雷那样走向悲剧的死亡。在‘文革’受害者中间,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在这次所谓‘革命’中最先为他们所爱的社会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们每一个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让子孙后代懂得怎样爱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