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不倒我的事不了
“文革”中的上海师院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上海党羽密切注视的院校之一，盖缘以下原因：
其一、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三人，自“一月夺权”后红极一时，被上海人称为张老大、姚老二、徐老三，其中两人的父亲在师院供职，姚之父姚蓬子为中文系教师，徐之父徐宗骏为化学系教师，两人都是1934年前后，于国民党《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公开登报脱党自首的变节者或叛徒。尤其是姚蓬子，直到蒋政府退守武汉后，仍是每月享受100元大洋津贴的中统特务。池东明等红卫兵负责人，毫不畏惧他儿子姚文元是当时中央文革大员，成立“姚蓬子专案组”，追查他的叛徒、特务历史问题。惹得钓鱼台的江青大怒，责令公安部长谢富治追查问罪此事。
其二、市红革会总部两名常委出在师院。在全院约3900名学生中，红革会战士计约3000人，在全市大专院校中人数居于前列，故师院被称为红革会的四大“解放IX”之一。
其三、红革会市总部在炮打前，就于1月25日派池东明赴京调查张春桥的历史嫌疑问题。他率助手郁×，先从北京高校获得信息急赴西安，在西安交大的“牛棚”里讯问了停职的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霍亲口对他说：“我用脑袋担保，张春桥是叛徒！”这在当时确为重大政治嫌疑的重磅炮弹。(附按：这和“4-12”第二次炮打时，《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艾玲，发回上海的结论一致，区别仅在“脑袋”与“党籍”的担保。)
其四、1月29日，中央文革保张的特急电报发到上海，1月31日早晨，红革会总部从上海第一医学院转移到师院。红革会设在人民广场、南京路、外滩的有线广播台中，播音员依然在高音喇叭中持续炮轰张春桥：“张春桥欺骗毛主席，绝没有好下场！”
红革会的文艺宣传小分队，也在外滩等处进行街头演出，高诵“张春桥欺骗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绝没有好下场！”
2月1日午后，刚从北京回沪的池东明，听说张春桥派兵镇压复旦学生，又听说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偏袒张春桥，非常气愤。他对市总部主要负责人说：“老马，我豁出去了！炮打张春桥，不怕坐监牢，打倒张春桥，宁愿去坐牢；砸烂张春桥，坐牢就坐牢！”当晚，继复旦誓师大会之后，池东明率领勤务组负责人，在师院东部礼堂召开了“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他第一个登台怒斥张春桥：“张春桥逆历史潮流而动，出兵镇压复旦大学学生，创‘文革’以来全国第一例，他狗胆包天——这是北洋军阀的行为！他要抓一小撮，我看是一大群。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不管是真是假，我认为都是张春桥谎报下情，对毛主席的欺骗！我明天第一个把大字报贴到南京路去！我建议张春桥把人民广场改成集中营，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准备把牢底坐穿！”顿时，台下红革会战士声泪俱下，齐声呼喊“炮打张春桥，不怕坐监牢！”2月2日凌晨，师院红革会1000多名红卫兵，在池东明、金某(今《咬文嚼字》专家编委)等勤务组成员及总部联络员的率领下，由学校向市区进发，一路上，“舍得一身剐，敢把张春桥拉下马”、“炮轰张春桥，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声，如山呼海啸。继而，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机械学院、上海中医学院等红革会战士，也纷纷涌向街头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市高校“炮打”的最高潮。
东明素爱沉静思考，一旦思考成熟，他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一次他质疑说：“张春桥是市委主管文艺宣传的书记，上海也出了《海瑞上疏》，他脱得了干系吗？为何只批北京的海瑞，不批上海的海瑞呢？张春桥肯定心中有鬼！”“张春桥利用上海200万产业工人的力量，窃夺上海大权，是拉大旗瞒天过海的阴谋。这和当年蒋介石利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窃取上海大权，在权术手腕上几乎是异曲同工！”他认定张春桥是混入党内的巨奸大佞，因此不灰心，不气馁，做好了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毕业分配前，在徐老三操控的“反逆流”大批判中，他又遭到反复批斗，后在同学杨某的帮助下逃离师院，躲在长兴岛，直到父亲病故，才悄悄回家探望老母。当时他身无分文，从同学杨某处借得20元钱，交其母办理丧葬事宜。为防止被抓，他只得匆匆告别老母，连夜返回。1968年毕业分配后，他曾私下感慨地说：“现在我是待罪之身，最欣慰的是学生很喜欢听我的课，不误人子弟，心愿足矣。”1969年8月18日，师院红革会45名同学，在人民广场合影留念，岂料这一活动，被张春桥安插在师院的坐探获悉密报，徐老三立即下令密切注视师院红革会的动向……池东明预感形势严峻，心里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一次，我约他去老西门长辈家吃晚饭。饭后在弄堂口分手时，他很清醒地贴耳对我说：“张春桥不倒，我的事不了……”岂料，这次会面竞成了永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