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后算账
张春桥是一只阴阳两面的笑面虎。他曾多次公开宣称：“小将犯错误，改了就好嘛！”直到1970年1月11日下午，张春桥还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言之凿凿：“红革会的事，今后不提了，我决不以拥护我还是反对我来划分革命还是反革命的界线！”
其实，1968年春末，毛主席已当着张春桥的面指示说：炮打“无事”，毛主席说：“北京不是有个谢富治嘛，学生炮打他，他对学生讲‘无事’。那些学生就炮打不下去了”。(引自徐景贤《十年一梦》：《毛泽东说：“无事”》第128页。)张春桥，封锁毛主席关于炮打“无事”的谈话。欺上瞒下、另搞一套。
张春桥及其上海党羽，把“1·28”炮打张春桥事件和19天后发生的陈毅、叶剑英等老帅“2·16”大闹怀仁堂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挂起钩来。1967年2月4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全市批斗大会上，把市红革会总部常委反绑双臂押上台，马立新、劳元一、李功佐三人，作为炮打祸首，被押站在前排接受批斗，然后，又分期押往全市高校游斗，并关进隔离室。与此同时，他们派人四处搜寻，守在池东明家门口，终于嗅出踪迹。2月10日，池东明被五花大绑，押上师院东部礼堂的批斗会场。他的头被强按下去，又昂然挺起，一次又一次，最后被几个莽汉硬生生地摁跪在台口。批斗过程中，突然，一人跳上台来，一把揪起池东明的头发，恶狠狠啐了一句：“池东明，你也有今天！”接着，一脚踢向池的胸部，池东明当场昏倒在地。全场大哗，台下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2月24日，中文系631班“左联公社”红卫兵团贴出《历史地看待池东明》的大字报，为池东明辩护。
1968年秋末，张春桥及其党羽，派出1000余名工宣队员进驻师院，市委副书记王秀珍9月4日亲临师院，指挥工宣队强行进占留办三楼(师院红革会机要核心所在地)进行搜查，当晚分组突进学生宿舍，责令学生开箱倒柜，挨个抄查“炮打黑材料”，同时，在校门口设岗“抄靶子”，对学生带出门的箱包进行检查。声称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挖出炮打张春桥的“黑材料”。第二天，王秀珍又率队亲赴复旦大学，进行全校“九五”大搜查。
进入1970年代的上海滩，已成为张春桥“一言堂”的专政领地。一次，他在市委扩大会上，咬牙切齿地对工军宣队的头头们说：“上海是个海，无风三尺浪！上海高校是藏龙卧虎之地，哪一次炮打妖风不是从高校刮起来的？不要怕难，针插不进，就用锥子，锥子不行，就用刀子，我今天不是用刀了吗？在这块阵地上战斗，不准备头破血流是不行的，这次还得动刀子！”(引自《马洪林文集》第742-745页，文化教育出版社)
1970年春节刚过，张春桥的党羽在全市“一打三反”动员大会上叫嚣：“‘一打三反’运动，就是要查炮打，炮打的人不一定都是反革命，但里面一定有反革命！”师院召开“工、军、革”联席会议，决定首先向“风华正茂”战斗队开刀。乍暖还寒的四月天，先把池东明从凌云中学押回师院隔离。将他打成煽动炮打游行的反革命黑头头，轮番逼、供、信，不让他睡觉。继又分头抓了历史系青年教师王某、中文系学生陶某、谢某、左某、冯某、毛某等三十多人，将他们打成“王、冯、池”反革命小集团，把院团委书记杜守华，以及张德永两位教师打成黑参谋。是年夏，又据张春桥、王洪文授意，市革委会直接指挥，将李某、贺某分别从广西、北京抓回师院隔离。在残酷的逼、供、信的攻势下，层层剥笋，各个击破。有的人竟然胡诌什么“池东明的名字，‘东明’就是‘东方明’，有‘东方红’的寓意，包藏野心，想当司令。到四川设据点，上四明山打游击，找张春桥报仇，十年不晚……”等等。长期的煎熬，使池东明身心俱毁，最终被逼自杀。
他在遗书中写道：“(工宣团)政委、(军宣团)团长：首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确实写不出一份完整的小集团阴谋计划的交代了。我母亲是劳动妇女，我自杀的医药费，我的火葬费是不能报销的。但我母亲肯定拿不出，请求你们照顾她是个孤老婆子，旧社会(她)吃过很多苦，这笔费用望照顾她一下，我是罪犯，我的母亲是好的，否则，她活不下去的……袁××(女友)是没有什么罪行的，她年轻无知，被我害了……相信党会正确对待(她)的。我与她没有办过结婚手续，因此，她不能称作我的妻子，她是被我损害的。毛主席万岁！池东明绝笔1970年6月26日”。对于所谓“小集团阴谋计划”，他宁可一死，也三缄其口决不写违心的假交代。
据有关部门不完整的统计：上海市因炮打张春桥事件受到打击迫害的竟多达2500余人，其中被隔离审查的有200多人，进学习班审查的440多人，被逼致死5人、被逼发疯的6人。然而，实际遭殃受害的人数，远不止以上数据。仅复旦、师院两所院校，因炮打罪名就有9位师生被逼致死：如复旦历史系程显道(留校年轻教师，原校红革会勤务组成员)；哲学系学生施伯鑫(党员调干生，原校红革会主要负责人)；新闻系学生谭建滔(原系红革会负责人)等四位学生，先后在清查运动中，被逼含冤惨死。师院被逼致死的5位师生是：王建民(院保卫部女部长)，池东明(中文系63级学生)，唐淑萍(院党办主任)，杨代蓉(外语系党总支书记)，余力(数学系63级学生)。林明崖(中文系68届学生)，中文系的才女，原定毕业分配《解放日报》社文艺编辑部，因在《红卫战报》上写过几篇影射批判张春桥的杂文，被从军农场抓回上海隔离审查，后被折磨得形销骨立精神失常，头发长达一尺多，一天突然奔出隔离室，被专案组人抓回，仍斥骂她“装疯弄傻”，经送宛平南路上海精神病院检查，医生诊断说“是真疯，瞳孔都放大了！赶快让她脱离致病环境……”。中文系贺某，仅是红革会总部一名工作人员，竞前后遭到三次关押，因遭逼供信、批斗、恐吓、人身攻击时达两年多，身心遭到严重伤害。复旦历史系年轻教师王某(明史专家，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且遭粉碎性抄家，他的贤妻过女士含恨自尽于复旦园。为催逼交代所谓炮打张春桥的“一麻袋黑材料“，张春桥特派手下干将徐海涛(原上海警备区师政委，粉碎“四人帮”后自杀)主管其事，师院以直言敢谏的马洪林(《康有为大传》作者、今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为代表的一批青年教师蒋某、孙某、陈某等人，均遭隔离批斗。原“姚蓬子专案组”组长沈某(中文系67届学生党员)，被“反审查“三年半，折磨得一身病。经报市公安局批捕的有“风华正茂“战斗队两名红卫兵：谢某(中文系，今安徽省文联副主席)，李某(历史系，今国家级旅游学专家)。据夏乃儒、马洪林等教师回忆统计，师院十年浩劫中，先后因各种受审、检查、抄家、隔离等因素非正常死亡的教职员工就有22人。(引自《马洪林文集》：《张春桥追查“一麻袋黑材料”的阴谋与诡计》第748页，文化教育出版社。)粉碎“四人帮”之后，据中共上海师院运动办公室1977年11月4日，为落实中共中央“23号文件”，所开具的署印证明：“上海师院因参与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受到审查迫害的师生员工达645人，隔离审查33人(32名学生、1名老师)，进三脱离学习班79人，作为严重政治错误和政治错误结论，记入个人档案的533人”。有的毕业生，因档案袋中塞进了炮打罪名材料，分配外地后被撤销公职，或拉下讲台，打入“劳改队”，被罚扫厕所、扫马路。上海红卫兵因“炮打事件“受迫害程度的惨烈，由此管窥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