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骁勇的战将
陈奇涵戎马一生，经历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还参加过孙中山镇压商团叛乱的战斗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可谓身经百战。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曾赞誉他为“华夏名将”。笔者在一份档案登记表里面，看到他填写的参加或者参与指挥过的战役战斗很多，写得密密麻麻。他最后一句写道：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一些意见被采纳。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陈奇涵军事造诣很高，足智多谋。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参谋长，献计献策很多。
但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不会说哪些战斗是因为采纳了他的意见而取得胜利的。然而，很多人都知道，他在担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时，曾多次指挥部队在黄河边和日本人作战，打退了敌人的侵犯，保卫了延安的安全。他后来总结出的“半渡而击”和“主动出击”的战术和河防战斗经验（将敌人击败于航渡之中，或将敌人击败于登陆之际），被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推广，并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江西解放初期，土匪猖獗，严重影响社会安定。陈奇涵是江西军区司令员，又是江西剿匪的总指挥，率全省军民共歼灭土匪55892人。其中，翠微峰战斗，仅以牺牲30人的代价，歼灭了敌人2300余人，创造了山地剿匪攻坚战的范例，受到了华中军区的嘉奖。
不久，翠微峰战斗就被拍成电影《翠岗红旗》，在全国上演。时任第四十八军军长的贺晋年将军对我们说：“翠微峰战斗紧张激烈，陈奇涵司令员签发了《江西军区关于翠微峰战斗的批示电》。他在南昌坐镇，命我在第一线直接指挥。”。
新中国军法工作的奠基人
建国后，随着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开始，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统一管理全军军事审判工作。基于陈奇涵资历深、威望高、廉明公正、懂得军法，毛泽东任命陈奇涵为军事法院院长。军事法院是个机构小、规格高的单位，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他上任以后，一切白手起家，从头做起。他从法院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入手，着重考虑法院的工作方针、任务、内容、方式等重大问题，并向中央军委写出书面报告。他根据军委在他递交的报告上所作的“制法为主，习法为次”的批示，为开创军法工作新局面殚精竭虑。
首先是确立体制，建全系统，在全军设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和一级、二级、三级军事法院（分别设在大军区、军、师级单位）的军事审判机构体系，调1200名有一定政治文化水平的营、团以上干部进军法战线。其次，他主持制定和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军事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刑罚暂行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军事法院暂行审判程序与审判办法》，这是我军军法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为我国军法工作的法制化和正规化奠定了基础。
再次，他强调依法办事、照章行事、军法从事，提出合法、及时、准确办案的三原则，切实防止错判，尽量减少偏差，做到全军不出冤案。同时，他十分注意加强部队的法纪教育，主张把法律交给全军官兵，使人人懂法，个个用法。他还派出袁光少将等九名军法官，参加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并给予精心指导。
他们在沈阳和太原先后审判了45名日本战犯，贯彻了我国政府对他们宽大为怀的政策，做出了公正的判决，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了国内外一致好评。这些日本战犯回到日本，绝大多数成为中日友好的使者。陈奇涵为我国军法工作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是我国有史以来军法战线上惟一的上将。
人格高尚，风范长存
陈奇涵的一生，是革命一生，战斗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事业。但他却谦虚地说：“我对自己几十年来总的评价是，无能事，而能无事。”按笔者的理解，“无能事”，是他的自谦，“而能无事”，则是他的巨大贡献。他为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立定“解黎民于倒悬，救民族于水火”的志向，投笔从戎，随部参加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加入共产党以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更加坚定。为了革命，他家房子被反动派烧了，牺牲了几位亲人。
在复杂的党内斗争中，他自己也受到打击和诬陷，但革命意志从未动摇。革命成功以后，他淡泊名利，不贪图享受。他曾以诗言志：“富贵非吾愿，功名我不希，人类齐解放，攘攘与熙熙。”申报军衔时，他自报“中将”。他在军衔表上写道：“中国革命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奋斗二十余年，今天已经胜利成功了。对我来说，个人的地位高低和得失是一个非常渺小的问题。”不久，他又准备功成身退。1957年，他60岁的时候，就主动向中央要求退下来，并推荐钟汉华中将接班。
陈奇涵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坚持搞五湖四海，与方方面面和谐相处。他工作过的单位多，但无论在哪个单位都能搞好团结。在红军时期，他曾与朱德、黄公略、罗荣桓、聂荣臻、陈赓、陈毅、李富春等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感情。黄公略牺牲时，陈奇涵守候在旁，为他办理后事，帮他写家信，并报告毛泽东。陈奇涵长征到陕北后，与徐海东、刘志丹、周士第、肖劲光、郭洪涛、刘澜涛、徐向前、许光达、李井泉、何长工等在一起战斗和工作，受到他们的好评。
南下以后，他与陈正人、邵式平、杨尚奎、方志纯、刘俊秀、贺晋年、贺庆积、肖元礼、邓克明等同志共事，关系也很融洽。1962年春，朱德约陈奇涵一同去浙江、江西、福建三省视察工作，上了井冈山。两人总结历史经验，抚今追昔，感慨良多。他们这次谈话，后来写成《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收入了《朱德选集》。
陈奇涵在党内斗争中讲究原则，又坚持实事求是，对犯有错误的同志满腔热情，决不落井下石。延安整风时，陈奇涵是中央党校第三支部（高干支部）书记，对一位犯过错误的陕北领导干部做的历史结论，写得客观公正，使这位同志终生不忘。“文化大革命”初期，陈奇涵被派往高等军事学院任军管会主任。他旗帜鲜明地宣布：“谁搞派性，搞武斗，我都坚决反对，不管是谁支持的。”
有人就贴大字报说“陈奇涵是和稀泥的”。陈奇涵坚定地回答：“说得好，我陈奇涵就是高级泥瓦匠。”当造反派要陈奇涵写朱德的材料时，他就用毛泽东评价朱德的两句话来回答：“气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一些受迫害的江西籍的老干部到北京找他，他都像平常一样热情接待，甚至顶住造反派的压力，让这些同志在家里“避难”。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样做是难能可贵的，体现了一位老革命家的政治勇气和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高度党性，在党内、军内赢得了尊重。陈奇涵是一位严肃而不爱多说话的军人，又是一位充满“乡情”、“亲情”的厚道人。他热爱故乡，热爱兴国，热爱江西，他希望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希望家乡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