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主席先后主持召开了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内容是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要他在会上打头阵，向刘、邓放炮。没想到陶铸以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而加以拒绝。在这几次生活会上，陶铸从头至尾都没有发言，不肯给“中央文革”当炮弹，甚至连谢富治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发言，陶铸都没准印在会议简报上。陶铸的所作所为，不能不引起江青等人的不快和不满。
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毛泽东主席以党的会议的形式，组织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全面围攻。尽管他们的职务仍然保留，但实际上已被“拉下马”了。可陶铸依然真诚地认为，刘、邓即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还仍然是国家主席，而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在新华社将要发的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中，依然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照片，并且安排了邓小平的照片。
陶铸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江青等人的更大反感，一场风波随之而来。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对刘少奇和邓小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也向全党全国公布。10月25日，知道十一中全会内情的中央组织部300多名群众，要求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此举为陶铸所阻止，“组织部组织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11月2日，陶铸在中央组织部讲话时再次重申：“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想而知，在刘少奇被“中央文革小组”紧追不舍，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陶铸说出这样的话会有怎样的后果！果然，一场厄运向他袭来。
在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陶铸与江青发生争执。江青等人想借助毛泽东打倒陶铸，没有成功，便煽动造反派围攻他
11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根据江青的授意给江青写信，指责陶铸。他在信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关锋还在信中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江青收信后把信转送了毛泽东。
次日，在文艺界召开的动员大会上，江青发表讲话，她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她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而且她明明知道她的讲话将要印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主席革命战线上的人，人们可以任意怀疑并进而打倒他。
如果说在对待刘邓的问题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陷入很深危机的话，那么在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又使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间加大了分歧。当时的造反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宠儿，而陶铸则对造反派不赞成和看不惯，为此，江青不时与陶铸发生矛盾。
江青和陶铸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关于吴传启的事。吴传启是《哲学研究》杂志总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在学部贴出第一张大字报，“造反”甚早。对此事，陶铸夫人曾志有一个回忆：
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支持革命左派？”陶铸说：“有的革命左派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蛮横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补充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也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侯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而这个革命左派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干涉的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陶铸与江青争吵一事迅速传到了毛家湾。副统帅夫人叶群发话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而这以后，林彪也不敢接近陶铸了。
陶铸与江青的尖锐对立，使“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必须除掉陶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