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下午，林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借机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王力等人攻击陶铸用生产压革命。他指着陶铸说：“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差不多所有革命工人都不能接受这篇社论。主要的就是讲生产，写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同志坚持的。”《红旗》有篇社论叫《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有一段话是陶铸坚持要加进去的，就是：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好的。王力还说：“陶铸同志很坚持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插话：“工厂究竟有没有阶级斗争？有没有走资派？”
陶铸迫不得已地作了“检查”。他说：“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陶铸进而光明磊落地说：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
陶铸建国后长期在广东从事实际工作，对革命和生产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切身的体会。在经历过1957至1959年期间的政治冲击生产的运动后，他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12月24日，在“文化大革命”碰头会上，江青质问陶铸：“为什么不许批斗余秋里、谷牧（当时国务院主管生产的负责人）？谁作梗？”陶铸说：“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订，是我不让斗。”江青、张春桥听后一起狂叫：“党内最大保皇派就是你陶铸！”陶铸凛然地宣布：“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尽管这样，毛泽东还是要保陶铸。12月29日，他找陶铸谈话，说道：“江青这个人啊，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看来，毛泽东无意于打倒陶铸，而只是提醒他要注意。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无法借助于“最高指示”打倒陶铸。
江青和陈伯达手中还有“法宝”，那就是煽动造反派。1967年1月4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东边会议室接见湖北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陈伯达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后，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变本加厉！……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是的，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化革命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陈伯达的这番话，为打倒陶铸定下了调子。
这时候的陶铸就在隔壁房间里，竟毫无所知。他正在找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谈话，然后，又忙着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
又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
当天傍晚，北京的街头巷尾便出现了大量的传单、大字报、大标语，赫然印着醒目的新口号：“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上，首都数千名红卫兵和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等新口号。
晚9时，中南海西门外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地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
几乎同时，急电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也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2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告诉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
陈伯达、江青、康生点起的“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
之后，江青和陈伯达又火上加油，1月7日去新华社发表讲话，捅出了所谓“照片事件”。陈伯达的原话是：从陶铸接管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这个新华社在他接管以后，搞了好多非常之糟糕的事情，搞了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些人物，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要凑在一起，有好几次。……刚才有个同志递了条子才可笑哩，说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体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笑声）这么凑的！就是想各种办法要让他们操纵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发表的相片和电影，把刘、邓美化。这些事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性质？（众：反党！）由他们判断是不是呀？（群众呼口号：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敬爱的毛主席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