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翻译出版了川口孝夫的自传《蜀国飘流记》
五一庆典和“人民大学分校”
刚到中国的时候，川口孝夫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动。来到解放的新中国以后，我切身体会到一种仿佛头顶的石头被搬掉的解脱感，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差异”。
抵京不久，正赶上1956年的五一劳动节，“这是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里度过的五一劳动节，我心中涌起由衷的喜悦”。当毛泽东和外国来宾莅临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川口站在广场“听”城楼上面宣读祝词，“由于没有翻译在身旁，我听不懂内容。然而，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流贯全身，泪水涌了出来。”（见川口孝夫：《蜀国飘流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下引本书，只注页码）
就在川口为社会主义中国五一节的盛况而感动不已的同时，日共开始了对他的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与“白鸟事件”的关系，二是与主流派（以志田重男、德田球一、野坂参三为代表，又称所感派、志田派）的关系。随着前日共军事委员长、被看成是“极左冒险主义”代表人物的志田重男的下台（1956年1月），主流派受到清洗。当时作为日共代表驻北京的袴田里见在1950年日共分裂时，属于反主流派（由宫本显治、志贺义雄为代表，又称国际派）。对他来说，川口是反对派的人，需要“抢救”。审查的方式，是由袴田的部下、中国籍日共党员罗明一周一次来川口下榻的中联部招待所，在反复听取川口的陈述后，再让他写成报告。报告内容与前一次陈述稍有出入，“便会受到喋喋不休的责难”。川口觉得，如此审查，实无异于“侮辱”，后悔不该来中国。
审查持续了两个半月之久，6月，川口被罗明告知要去北京西郊的“学校”。甫一抵校，就被校长连贯告之：“形势没有根本的变化，不能回国。”川口追问何谓“形势的根本变化”，连回答说，即“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形势变化”。至此，川口才明白，日共党组织在他来中国前告诉他的所谓“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云云，纯属欺骗。在京期间，连袴田的影子都没见过。“此时，我想索性豁出去了，心中充满被党所算计而产生的满腔怒火。”（p5）
学校名叫“中国人民大学分校”，校长由中联部副部长连贯兼任；教学和科研由中方教师和日方助教来担当；而教学的实权则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川口进校后发现，学校里有很多穿中山装的日本人，不少人还认识。后来才知道，这里的日本人大致有几类：1.抗战期间参加过八路军的人；2.在满铁公司呆过的战前左翼人士；3.1950年以后由日共从日本国内遣送过来的人；4.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解放军的人；5.解放后留在中国的人。
校舍建在一片由围墙隔开的田地上，门口有士兵站岗，完全与社会隔绝，宛如“桃花源”。生活很奢侈，餐桌上每餐必有上乘的鱼、肉，红肠、咸鱼籽等也常见，各种酒都有卖的。“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校园里到处聚集着醉醺醺的人们”。川口刚来时，对中国的实情还懵懂无知。后来接触到中国社会基层的情况，便“痛感这段学校生活是在坐享中国人民的血汗成果”，“不能想象，在一个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地方学习教条，能够培养出真正的革命家”。好在这所特殊的学校一年后就被关闭了。日本人学员或为回国而先期分散至内地各处，部分人则按组织上的命令被疏散到四川。川口夫妇属于后者。
从“七党校”到“省党校”
1957年盛夏，川口夫妇一行北京出发，经过7天的行程，抵达重庆火车站，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简称“七党校”）的人前来接站。然后又换乘汽车，奔赴目的地——位于重庆郊外歇子台的“七党校”。在学校里，川口夫妇被起了中文名字，理由是“在共产党的机关学校里，让社会上知道有那么些外国人呆在里面影响不好”，川口取名田一民，其妻川口荣子被称为李莲英。从此，这两个名字一直用到1973年这对患难夫妇回国之前。
“七党校”的校长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逢春。校园内有数幢建筑，巨大的坡地被竹林和树丛包围，上坡上有很大的池塘，宛如公园一般。校园东侧有高级招待所，建在远离公路的一块开阔地上。1958年春，毛泽东曾下榻此处，但当时消息是绝密的。彼时，川口夜里出来小解，见党校干部们正沿着与招待所邻近的墙根一字排开，警戒森严，不觉大吃一惊。（p13）
川口夫妇在歇子台生活了一年，亲身经历了整风、反右和除四害运动。眼瞅着身边的高级干部，一个个被打成“右派”，他感到困惑，“我完全没有料到，党内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