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即使是作为一个日本人、旁观者，这时也多少看透了“引蛇出洞”游戏背后的机关：“‘整风’初期宣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等到让人们充分发表意见后，负责此项运动的人就将当事人所发表的意见整理成材料，并将其定为‘右派’。无论如何，当事者无法抹去蒙受欺骗而遭暗算的感觉。以后的运动大都蹈袭这种方法，并且愈演愈烈……从这时候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民主制度开始逐步丧失。”（p16）
1958年，因中共西南局建制取消，歇子台的“七党校”被迁往成都，与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合并，统称“省党校”。由于干部们都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工作队员已前往农村，学校处于闲散状态。川口觉得既然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国，便不能孤立于中国社会，而应该尽可能地深入下去。为此，“除了同中国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外别无他法”。他还要求工资待遇与中国同事“一视同仁”。因此，老田（川口）被定为行政17级，每月工资是92元；妻子李莲英被定为19级，月薪78元。俩人月薪合计170元，“过普通生活绰绰有余，还能存钱”。同时，老田还能享受专门对外宾的肉类特供。这种干部待遇一直保持到夫妇离开中国回国时。
川口夫妇在“省党校”一直待到1969年，度过了11年的岁月。从1958年到1960年的3年间，以省委党校工作组的名义下基层，参加劳动，亲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目睹大量严酷的社会现实，“思想上充满巨大的矛盾”。1960年以后，粮食短缺问题更趋严重。在乡下，一只鹅卖到10元钱。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物资供给严重匮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以至于在城里，“黄牛”开始在暗地里活跃起来。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回收流通在市面上的人民币，在物资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况下，高级糖果、香肠、点心以高于普通市价10倍的价格出售。在成都，解放前就很有名气的耀华餐厅，居然推出了100元一桌的超豪华宴席。“然而，货币回笼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川口认为：“不管如何强调‘天灾’，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灾’的因素，‘人祸’乃无可争辩。何以言之？川西平原当时并无水灾，在被称为‘蜀犬吠日’的四川，尽管阴天颇多，但那时日照比较充足，晴天持续出现。由于有充足的岷江之水从灌县的都江堰中引来灌溉川西平原的田畴，绝未发生过干旱。按照古老的说法，日照之年若有水，则必定丰收。在全国范围内，‘天灾’掩盖了‘人祸’，然而在天府之国，没有人能接受‘天灾’的结论。”（p42）
“四清”及“小四清”运动
1963年秋天，川口被下放到彭县（现彭州市）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及后来的“小四清”运动。先是漫长的学习，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领会中央精神和运动的意义。学习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严酷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状况”，此乃发动“四清”运动的前提。会议对毛泽东所谓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政权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手中，在党和政府中，也存在他们的代理人的讨论，令川口联想起1951年日共讨论“新纲领”时的往事。该纲领认定，日本农村依然存在着封建地主制度。但川口作为出身于北海道农村的人，凭自己的经验和直觉认为，“其他地方不太清楚，不过我所在的地方已不存在地主制度”，却遭到日共领导层的批判，被斥为“只看到表面而看不到本质的右倾观点”。虽然此一时彼一时，从国度、政党，到历史、现实都不同，但某种思维方式上的教条主义和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令川口觉得“一旦‘左’起来，中国和日本没有两样”。（p63）
在九尺公社，川口还参加了被“四清”运动指挥部定性为“丧失党员立场的变质分子”的批斗会。虽然参加过党校的批斗会，但直接参加基层的运动还是头一次。当地人都讲彭县方言，中文水平有限的老田听得一头雾水，即使由工作队的干部翻译成普通话，也只能勉强听懂一半。结果，老田只有从早到晚，一个劲地吸烟。但他懂得中国人以香烟代替寒暄的习惯，于是在会上给大家敬烟，同时也接受别人递的烟。老田抽的是“大重九”，一次就发光两包，而接受的则是“叶子烟”。所谓“叶子烟”是将干燥后的烟叶卷成筒状，然后塞进手工制作的竹烟筒中来吸的烟，劲很大，老田抽不惯，觉得自己“在递烟的交往中便首先败下阵来”。
川口为自己确立了“融入中国社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但是在中国社会，为了在一个地方长期呆下去，如果不找点事做，不挂个一官半职，则工作难以开展。而且，根据所任职务的高低，其相应的工作范围也被确定。”基于这种理由，1964年1月，通过相应的组织程序，川口被任命为彭县农业局副局长，分管农业技术方面的工作。在农业局，知道老田是日本人的，只有正局长一个人。当了官，待遇也相应得到改善：县政府为他提供了一套两间的用房，10平方米的一间是办公室，8平方米的一间是寝室。同一个院里，还住着县长和副县长。
在彭县的“小四清”运动中，其他4名正副局长一个个被打倒，只有川口幸免于难。原因是他上任伊始，县委曾发出一条指示：田副局长不属于批判对象。老田一边参加运动，一边勉力维持机关里的日常工作。曾解救了一对在同一机关工作、因所谓“历史问题”而遭轮番批斗，乃至精神崩溃至自杀边缘的职员夫妇。“四清”运动后期，鉴于运动的扩大化给地方尤其是农村工作所带来的混乱局面，1964年底至翌年初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决议（即《二十三条》），纠正了一些运动中过激的地方，机关和农村的秩序暂时得以恢复。局长被解放后，泪流满面地对老田说：“是毛主席救了我的命。”可包括老田在内的基层干部们谁会料到：“通过《二十三条》被毛泽东救了命的干部们一年后又被毛泽东打倒。正是这个‘小四清’运动，确实成为翌年发动的‘文革’的预演。”（p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