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口亲眼目睹了暴力批斗的一幕：“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人身侮辱。中国红卫兵和日本各左派成员从砂间的口袋里掏出翡翠，搁在他的头上，反复批判砂间和日共。最初计划是批判大会进行一小时左右，之后让砂间等乘飞机去朝鲜。但是朝鲜的飞行员对中国的这一野蛮的批判方式表示抗议，拒绝起飞，因此，批判大会竟持续了三小时以上。砂间不断被人们推推搡搡，终于挺不住了……时间一长，批判的方式开始升级，从推搡进而发展为拳打脚踢。”中联部日本处的人着了慌，周总理对事态也很忧虑，严厉指示：“开大会可以，但时间要短，不能用暴力。”中联部的人要求保护砂间不要受伤，不能出人命。于是，川口等人设法靠近砂间，将他围在中间。“然而这样一来，我们则必须忍受周围红卫兵的推挤和敲打。”
批判大会终于快挨到了尾声，砂间好不容易开始向飞机舷梯移动，接着又是一阵骚动。“他从机场大厅出来时，就被两旁排列的红卫兵殴打，挪向飞机舷梯时，连老太太都在敲打他，小孩子们骂道：‘你是狗，爬着走！’砂间被孩子们敲打着，被逼得最终在地上爬行……好不容易到达朝鲜平壤，据说绀野和砂间的肋骨都受了伤。”（p108）
对这种赤裸裸的滥用暴力，即使在北京的日共左派中，也不乏质疑的声音。但这些人往往被批判、被孤立。就连川口自己，虽然“也认为那种批判大会太过无情，但嘴里没敢说出来”。
从“三线”疏散到返回成都
1969年10月，北京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即所谓“一号号令”），引起各方震动。全国党政干部及其家属开始疏散，外国人也不例外。川口等长期生活在成都的外国人，被疏散到乐至县。
1970年，关于宪法修正草案的讨论在全国展开。围绕在宪法中保有人民的示威游行权之“必要性”的问题，引发了一番讨论。对草案中“工人有游行示威的权利”一节，多数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是主人翁。主人翁对谁游行示威？无此必要”云云。对此，周总理说：“毛主席认为，如果中国将来变色了，工人们可以用游行示威权与之进行斗争。因此，游行示威权是必要的。”（p124）而与此同时，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围绕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暗斗走向公开化。对于当时在县农机厂劳动的川口来说，尽管有权参加关于宪法修正案的讨论，但中共高层内部的斗争，则是无从知晓的。后来在回忆录中有所涉及，想必是他后来自己反思、学习的结果。
1971年4月，川口夫妇终于离开乐至返回成都，落户于红旗柴油机厂。这是一家有五千多名干部和工人的国企，加上家属，有一万多人生活在厂区，俨然一个小镇。川口被分配在工具车间钳工夹具班，主要工作是修理气锤。他一边在厂里劳动，一边着手与有关方面商讨回国的问题。
进厂不久，关于林彪事件的各种小道消息便不胫而走，川口自然多少有所耳闻。随后，层层传达了中央《关于林彪叛国投敌的通知》。接着，又下发了《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学习材料，由此展开了全国性的学习和批判运动。但不知为什么，从这以后，外国人不再被允许参加学习讨论会。
1972年2月，尼克松闪电访华，举世震惊，也在全国的工厂、学校、农村中掀起了舆论的波澜，多数群众对中央的“脑筋急转弯”持有疑问。于是，上方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以消除群众的疑虑。谈话内容大致有两点：一是利用美苏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牵制，从而缓解中国的压力；二是通过与美建交，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往来，加深友好。
殊不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激起了更大的舆论反响。川口的同事、一位女师傅情绪激动地说：“田中是侵略者的代表，是反动的。日本鬼子在我们村焚烧房屋，强奸妇女，用刺刀刺死婴儿后抛向空中，杀人掠货。邀请那么反动的现行当权者田中，我要对毛主席、周总理讲，我反对！”对此，再次传达了周总理讲话，大意无非是说利用美日矛盾，对削弱敌人力量、增强人民的团结有利云云。1972年9月底，田中来华，中日两国正式复交。不久，工厂放电影，放映“正片”之前加映田中访华的新闻记录片。川口也搬把椅子坐在露天球场上观看。当银幕上出现田中在北京机场检阅解放军仪仗队，接着军乐团奏起日本国歌《君之代》、“日之丸”旗徐徐升起的画面的时候，“突然，放映场内人声鼎沸，被一种异样的气氛所笼罩。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气氛。我感到了某种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的仇视、怨恨的巨大压力”。（p143）
踏上归国之旅
1972年，随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川口夫妇的回国事宜突然开始峰回路转。1973年11月，中联部通知川口夫妇进京。在北京见到了受日共委托来华协调有关工作的日中友好协会秘书长三好一。在三好的带领下，川口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领事部提交了赴日签证申请书。这是川口自1951年后（即“白鸟事件”发生后）22年来第一次使用自己的原名川口孝夫，“我当时与其说感慨万千，毋宁说涌起一股奇妙的心绪”。使馆的签证官问道：“何时，从何处来到中国的？”川口自然无法作答，便反问道：“难道不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让我回国吗？”官员沉默了……如此简单就拿到了签证，川口甚至有些扫兴。
1973年12月11日，川口夫妇从天津港乘“圣山丸”启程回国，中联部干部段元培特来送行。少小离家老大回，“我把壮年时代的18年岁月留在了中国，53岁时终于重返故乡，当时心中真是无限感伤”，“对我而言，回国并不单纯是返回故乡，而意味着从人为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川口对自己从1950年起从事反政府地下活动，乃至“全部的生活完全从属于党”这点，始终无怨无悔，但却对流放中国十八载的事实难以释然，因为“绝非我的意愿，而是被党（编者注：川口此处指的是日共）所欺骗，几近被强迫的结果”。
川口夫妇被流放的18年，恰好是日本完成了战后复兴，经济高度增长，一路坐大到经济大国的时期，也与日共放弃武装夺权路线，走议会斗争道路，从“革命党”转型为“生活党”的时间大致重合。川口作为一名日共党员，信仰真诚，党性纯洁，具有浓烈的理想主义气质，仅仅因为早年被卷入一个真相至今仍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白鸟事件”）而蒙受不白之冤，为维护所谓“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被组织上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放逐海外，在中国最动荡的“革命”岁月里，隐姓埋名，颠沛流离，随波逐流，以至于后半生的轨迹完全被改写，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既是川口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中日两个社会的悲剧和政治的悲剧。
回国后的反思
回国后，川口三十余年如一日，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为两国的民间交流而奔波。他长期担任四川省彭州市经济顾问，为日资企业在中国内地合资建厂等事宜牵线搭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超乎国籍的热忱。与此同时，对自己在中国的18年流放生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日共历史及自身的社会主义信仰本身，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脱胎换骨式的反思。他的独特经历，使他在观察中国、思考历史时，获得了某种虽“融入”却不致主观、客观又不失“体温”的视角。他晚年在日本自费出版了回忆录《蜀国飘流记》，后被翻译成中文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1年9月18日，川口荣子夫人病逝。2004年11月10日，川口也因病在北海道去世，享年83岁。按川口夫妇的遗愿，两人的骨灰合在一起，然后将其一半撒到“第二故乡”四川的河山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