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退休的“长动”集团职工张立国回忆，于志安曾在厂里的某次大会上讲，他曾拒绝有关部门调任其出任黄石市委书记的设想，称“他的理想是当总理”。
张立国曾在“长动”集团监察处工作数年，与于志安多有交道。他透露，于志安一直梦想仿效“武钢”模式，在“长动”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公检法司系统，脱离地方制约，“保卫处变为派出所，监察处变成检察院。”
在“长动”集团，于志安身兼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于一身，“独断专横，容不得不同意见，否则就处罚、清除；他的话就是‘法律’，想罚谁就罚谁。”陈树斌也认为，在“长动”集团于志安一言堂，“做事霸道，他定了的事谁也不可能改。”
对此，有关具体的说法是，“长动”集团自1991年起就未召开过职代会，甚至有武汉市职能部门前往“长动”作例行检查时，于志安派保卫人员将他们拒之门外。张立国介绍，在武汉市人大的一次会上，慷慨激昂的于志安称，“武汉三镇真正的企业家不多，有的话也只有一两个”，话音刚落，会场一片哗然，于志安遂给人以飞扬跋扈、自我膨胀的记忆。
据李德复分析，于志安有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太注重于“搞出一个名堂”。对“长动”的急剧扩张，张立国也认为这正是于志安最大的失败，“摊子铺得太大”，“好大喜功，以为自己是常胜将军无所不能。”
其时，有评论认为，于志安逞强好胜、敢为天下先的同时，通过大量兼并，试图创造出国企改革的新模式，但因为盲目兼并，非理性的跨行业经营，大量的金钱投进了一个个无底洞，让于志安既不堪重负又无法解脱。
外逃境外
时间进入1995年，于志安的命运再一次以让人大跌眼镜的方式震撼国人。
这年上半年，于志安的工作按部就班，依然像往常一样在国内外飞来飞去。6月3日晚，于志安从日本出差返抵武汉。这时，他的秘书、“长动”集团党办、厂办主任胡训林也根据于志安的指派正在湖北阳新县公干。
胡训林回忆，当天晚上司机从武汉天河机场接上于志安，送回到他在汉口民众乐园附近的家中。6月4日清晨，于志安又独自赶往机场飞离武汉，此后，直到如今再也没有踏入国门一步。
于志安叛逃了！
多年以后，胡训林打听到更为具体的一些细节。因出国频繁，于志安早在1993年就曾办理了长期护照。当天，于志安从武汉先是飞抵香港，后来抵达菲律宾，再辗转前往美国。
最开始，这一消息秘而不宣。过了月余，有关于志安叛逃国外的消息才在陈树斌、张立国等企业员工之中私下传开。每年的七一纪念大会，按惯例担任党委书记的于志安应该亮相讲话。张立国记得，这年7月1日，长动集团党委副书记赵国忠在讲话中称，长动集团的成绩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第一次罕见地不提于志安的领导。“台下轰然炸开，”于志安出事的传言终获证实。
事实上，因震动太大，其时有关于志安出走尚难以定性，最初武汉市委将其称为“私自外出未归”。
多方说法称，于志安出走后，“长动”集团在菲律宾的一个电站项目成为将其从神坛上拉下的“滑铁卢”之一。
有关资料显示，1992年，于志安曾在武汉市企业家读书会的一次会议上讲到这段“扬眉吐气赚洋钱”的经历：我们这次在菲律宾谈判的项目就是要在那儿建一家60万千瓦的电厂，我们运行25年后，无偿送给菲律宾政府。这家菲律宾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以于志安为法定代表人的个人名义注册。
于志安叛逃后，有关菲律宾公司变成于志安“个人企业”的指责广为人知。时任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汉明称，于志安现象“是一种新的犯罪形式，现在一般的贪污受贿、假冒虚领所获取的暴利都是有限的，于志安用偷梁换柱的手法，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
但这一说法曾引发质疑，于志安到国外后也曾投书反驳。另一种说法是于志安桀骜不驯，开罪湖北省市领导，被逼出走。“于志安把省市领导部门不放在眼里，许多领导同志对他束手无策”。评论称，“无上级企业”的于志安是长动集团的太上皇，“搞封建家长制、土皇帝那一套”，“企业没人敢管，谁也不敢查他的账”。
胡训林回忆，于志安曾举报时任湖北省副省长孟庆平不法，“在洪山宾馆301房间，叫我当面把举报信交给孟庆平。”两人遂由此交恶。在于志安叛逃后，孟庆平也于1998年落马，并于1999年12月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外逃境外的于志安对上述说法并不认同，他曾投书辩解，因为无法同腐败等黑恶势力抗争而深感痛苦，“才怀着愤恨的心情离开了我心爱的国家与企业”，“被迫出走”。
于志安出走后还一度引发全国有关“如何准确评价企业家”、“该怎样保护企业家和改革家”的争论。
于志安外逃时，年届63岁，按照惯例早应退休。这正是依然激情澎湃的于志安不愿意面对的。李德复回忆，于志安曾表示他不想退休，“想干的事情太多。”张立国介绍，于志安崇拜的偶像是美国企业家哈默，一位一生精力充沛，工作到92岁死在工作岗位上的美国传奇企业家。
时有媒体评论，像于志安这类国营企业负责人，“激励动力主要来自于行政提升”，“到了年龄，再能干也得下”。国家体改委的一官员也认为，于志安事件从个人看，是腐化变质；但从制度上看，却提出了改革分配制度的要求。
半官方注脚
于志安外逃后，各种清算迅即开始。
1995年8月30日，“长动”公司发布“长动监字（1995）第001号”文件，称“根据有关指示精神，为查清问题”，“决定胡训林自即日起停职检查。”胡训林介绍，此后他就被限制人身自由，取消休假，每月只发放90元生活费。
一个月后的9月30日，胡训林被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收审，其住宅和办公室也一并查抄，开始了长达一年的羁押生活。与他前后被收审的还有“长动”集团副总经济师、经营计划处处长戴润芝、集团车队队长陈演生，以及留在武汉的于志安妻子周馥砚。在于志安案件中，检方将于志安代号编为1号，胡训林为2号。
1996年10月30日，武汉市检察院解除羁押，下达取保候审决定书，同时向胡训林宣布三条禁令：凡被收审羁押的人不准相互串联；不准向社会和新闻媒体传播内情；不准申诉、上访。
随后，胡训林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申诉，要求武汉有关部门下达审查结论。1998年10月14日，武汉市检察院以“情节显著轻微”，“不宜作犯罪处理”，向胡训林下达“撤销案件决定书”。2006年4月5日，“长动”公司终于决定结束对胡训林的十年停工检查，恢复其工人身份。
张立国介绍，于志安外逃后，一度动员在菲律宾电站工作的32名长动集团员工留下，“20年后作为爱国华侨回去投资”。但不久，该批员工中的31人被武汉市赶来的善后工作组接送回国，另一名炊事员在追随于志安一段时间后也辗转回到国内。
于志安获得的各项荣誉也逐一被剥夺。1995年12月21日，武汉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撤销于志安的武汉市特等劳动模范称号。其间，有关于志安生活奢靡、乱搞男女关系等各种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于志安外逃后，妻子周馥砚留在汉口，儿媳、孙女随侍身边。胡训林称，于志安大儿子于东明今年已是年届50，尚未成婚；小儿子于东辉痴迷佛学，一度有传言称已在北京某寺庙出家。
搜寻网络上的信息发现，于志安最近十余年来也并未闲着。几年前，大连商人王颖曾在美国与于志安合资办厂。他对本刊记者称，于志安以轮胎裂解技术于2003年在美国获得专利；也曾采集草药发明中药制剂“福安膏”。胡训林透露，此前几年他还收到于志安透过在武汉的家人转送给他的该味中药，说是可以帮他增强身体免疫力。
直到如今，有关于志安究竟因何出逃依然成谜，迄今罕见官方正式、公开说法。2005年，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曾公布部分“外逃贪官名录”，于志安榜上有名，印证其在63岁时从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任上外逃到了菲律宾，涉案金额1亿元。
这算是为于志安事件画上了一个半官方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