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杨美玲从业在“文革”时代。“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一样能办到”。领袖在召唤，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和男子汉比高低的女性：大庆有女子钻井队；大寨有铁姑娘队；天上有女飞行员；海疆有海岛女民兵；大漠戈壁，兵团女知青一样泥里滚、水里爬。有的行业好像专门考验女人的体力，越是劳累吃苦，越要招收女工，彰显新时代女性无所不能。于是女人杀猪，顺应时代，喷薄而出。
革命崇尚暴烈，崇尚力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从容，那样温良恭俭让。女人若不愿意脱离革命，就请把自己变成男人吧。杨美玲便这样走向屠宰场，成为先进模范。
从审美的角度看，杨美玲杀猪更是不可思议。
与壮美对峙，女性的美是柔美。细雨微风，杨柳婀娜，说的都是女性的特征；大家闺秀，小家碧玉，在意的是女子的秀美。即便是劳动人民家庭，也会注意让女性尽量干轻活，干细活，以保持女性完美的身材和细嫩的肌肤。宽腰松胯，四肢变形，骨节肿大，粗皮糙肉，没有任何女性会以此为美。体现在行业选择，女性尽量避免从事诸如屠宰、兽医、小贩、乞丐等职业——这并非阶级偏见。由职业要求和社会评价，女性养成了十分敏锐的“耻感”。羞怯就是女性突出的性格特点。从杨美玲杀猪，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正是由劳力活开始，到粗糙崇拜，到祛除耻感，一步一步围剿女性美的。
我还要说一件更悲惨的事。就在杨美玲杀猪的年月，我在一家兽医站，遇到几个刚参加工作的姑娘，她们的工作是给大牲口配种。她们每天都要伸出胳膊，通过一个长长的肉体甬道，探进草驴母马的体内，揉摸卵巢测试牲口是否发情，然后施行人工受精。一条胳膊全伸进去，脸面贴着马尾巴，在这个男人都耻于动手的地方，她们日复一日每天摆弄动物最羞涩的部位。她们也是学毛著积极分子，发言题目是：《为革命甘愿掏一辈子马屁股》。
即使是最革命的革命派，也不会赞成把我们的姑娘放到这样不堪的岗位吧。中国人对男女之事的表达最为含蓄，一般青年男女都忌讳在人前谈论。引申开来，动物的性话题也忌讳放谈，如农村打麦场驴马配种，一般妇女看到了，也会脚步匆匆躲开，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言”。把最怕羞的女性摆到这样的位置，这种恶意十分残忍。如此粗暴地屠杀女性的羞怯，是谁的创意？“文革”中这种异化女性的路径，已经将女性美彻底铲除干净。你能看到到处都是对美的撕裂，彻底毁灭，不留残片。
毁灭一切美好，在“文革”中都有十分堂皇的名头：“破四旧，立四新”，“和一切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世界上哪个民族不是在全力保护他们的女人？为保护女神发动的征战朝朝代代。我们倒好，自己动手毁坏民族的花容月貌。陈毅将军诗曰：“有草名含羞，人岂能无耻。”在全面毁弃女性羞耻心的日子里，无耻释放，冲破了底线，一任自由落体。一个民族的耻感被强行阉割，由是一切无耻得以招摇过市，一幕幕荒诞残忍串场上演，面无羞赧之色。
几十年过去了，那几个掏马屁股的女子已经杳不可闻。倒是原平在近处，打电话过去问，朋友说杨美玲还在，退休好些年了。她后来调出了食品公司，不杀猪了。
还好，她没有献了青春献终身。
朋友说，当地人都知道她是上世纪60年代的美女，杀猪的美女——那当然，历史怎么能忘记这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