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听到妈妈死讯的那天，我一点不觉得突然，因为我知道妈妈所做的就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牺牲的工作。”60年前，当得知母亲朱枫在台湾被害时，朱晓枫说她根本没有觉得特别意外，“母亲之前被捕过几次，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本文来源：《现代快报》2011年1月2日第A8版，作者：张瑜，原题：《女特工还乡》
“听到妈妈死讯的那天，我一点不觉得突然，因为我知道妈妈所做的就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牺牲的工作。”60年前，当得知母亲朱枫在台湾被害时，朱晓枫说她根本没有觉得特别意外，“母亲之前被捕过几次，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950年，朱晓枫刚满20岁，作为一名军医，她供职于南京的华东军区卫生部。失去至亲让她痛彻心扉，可她却没有向组织打听母亲牺牲的具体情况，“没必要去打听，也不能公开纪念，我知道有纪律。”朱晓枫说，尽管她也想着早日把母亲的骨灰接回大陆，可由于种种原因，她也只能是“苦苦地在心里想着”。这一想就是60年。
在各方友人努力下，2010年12月9日，朱枫烈士的骨灰从台湾回归大陆。“妈妈终于回来了。”80岁高龄的朱晓枫轻声念出这句时，心中感慨万千。
“妈妈是位时髦开放的新女性”
2010年12月31日下午，记者来到朱晓枫在南京城东的家中时，她与老伴徐锡城正在收拾刚下完的一盘棋。“最近天气预报说在降温，外面太冷，我们就在家里下下棋。”朱晓枫笑着说。午后的阳光从窗户斜射到这间简朴的房子里，却依然难抵冬日的严寒。尽管房间里摆放着一只取暖器，可室温却不太高，两位老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衣。
朱晓枫，南京军区总医院退休医生，今年80岁，与82岁的老伴徐锡城一样，两位老人的身体还都特别健康，说起话来也都中气十足。朱晓枫的女儿、女婿都在北京工作和定居，南京的家里就只剩他们两位老人。“在干休所的大院里，很多老战友都住在一起，我们有时候会去老朋友、老战友家串门聊天，大多数时间我们老两口就在家下棋看书。”朱晓枫说，这样的晚年生活让他们觉得平静又满足。
虽然在许多场合，母亲的名字都被冠以“朱谌之”，但是朱晓枫更愿意称母亲为“朱枫”，因为这是母亲在党内的名字，而她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母亲而改的。
“妈妈算是大户人家的富家小姐，她的父亲是浙江镇海著名的渔商。”朱晓枫说，受到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外祖父对儿女们的态度是非常开明的，所以她的母亲朱枫作为大家闺秀，不但接受了琴棋书画等传统的教育，而且还能进洋学堂接受了西式教育。
尽管接受了很多进步思想，可朱枫还是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远嫁给了东北沈阳的一位工程师陈绶卿，也就是朱晓枫的父亲。朱晓枫出生后，当时她的名字叫陈明珍。抗战开始后，朱晓枫随父母辗转回到镇海，可没多久父亲便因病去世了。从这之后，朱枫逐渐接触到一些抗日的积极进步人士，包括她的同学、老师和朋友们。而朱枫的第二任丈夫朱晓光，成为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