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就是逃难，从东北到镇海，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又去了武汉，那边有我的一位姨母。”朱晓枫说，“那段抗日流亡的生活特别艰辛。”去武汉那年，朱晓枫才七岁，至于战争、打仗等很多事情她根本搞不懂，只能是跟着大人们颠沛流离。
“我其实也不懂妈妈所做的那些事情，就是见他们一些人聚在一起唱革命歌曲、演话剧等，他们主要就是宣传抗日，可在我们小孩子眼里，却觉得特别热闹。”朱晓枫说，她还记得当时母亲出演的一出剧目叫《放下你的鞭子》，就是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参加抗战的。
“在我印象中，妈妈算是个很开放的新女性。”朱晓枫记得当年母亲朱枫的打扮都特别时髦。“她喜欢穿洋装，比如背带裤，习惯剪短头发，人看上去显得干净利索。”朱晓枫给记者拿出她母亲当年的一些老照片，照片上的朱枫端庄典雅，显现出大家闺秀的气质。一张照片上，朱枫身着旗袍站在朱家花园中，姿态优雅淡然；在另一张照片中，短发造型的朱枫双目炯炯有神，尽显英姿飒爽之气。
不过，这些老照片中，朱晓枫与母亲的合影却特别少，她只找到一张母亲抱着弟弟与她的合影照片。“主要是我们一家人平时聚少离多，很少有全家人聚在一起吃个团圆饭的情况，大家都有很多事情要忙。”朱晓枫说，1939年，母亲朱枫考虑到她和朱晓光都忙着抗战事业，就决定把她送去浙江金华的台湾抗日团体“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跟着一群台湾人上课学文化。
一个革命家庭受妈妈影响女儿14岁入党
在小孩子的眼中，与父母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应该是最幸福不过的。可朱晓枫小时候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特殊的时局背景下，整个国家的形势动荡波及了当时的每一个普通家庭。
看着别的孩子都有妈妈经常陪在身边，朱晓枫却不会太羡慕他们。“我从小跟着妈妈到处逃难，我的适应能力特别强，属于性格比较独立的孩子。”朱晓枫说，“妈妈把我放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呆着，而且我觉得在少年团的那些日子挺快乐的。”
朱晓枫说自己之所以能进“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完全都是母亲朱枫的功劳。抗战期间，台湾被日本人占领后，很多台湾进步人士退出台湾，转而来到浙江、福建一带组建了“台湾义勇队”，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几十个孩子，孩子们被编成“台湾义勇队少年团”，集中在一起读书上学。当时“义勇队”的负责人之一李友邦（亲共人士）因为是朱枫的朋友，所以朱枫就把女儿送到“少年团”里读书。
“‘少年团’的经费都是国民政府发放的，不过他们招募来的老师却都是共产党员。”朱晓枫说，因为时局动荡，“少年团”老师们的地下党身份肯定不能暴露，平日里老师们教授语文、算术、外语等纯文化课，也不会刻意去宣传别的内容。“可我能感觉出那些老师们有点不一样，他们身上的气质跟我妈妈很像，而且跟妈妈还都是朋友关系。”
朱晓枫在“少年团”上课，可她并不知道母亲朱枫具体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工作，只知道母亲抗日去了。朱枫经常会不定期去“少年团”，“她偶尔会给我带点好吃的好玩的小东西，然后我给她唱唱歌跳跳舞，她看着就特别开心。”朱晓枫说，有时候母亲朱枫去李友邦的家里，会找人把她喊到那里，大家也就匆匆见一面就各自离开，“我要学习上课，她要忙事业，大家的时间安排都很紧张，所以都没有太多时间见面。”
“在我印象中，妈妈从来没直接表达过对我的要求，没有说希望我以后过怎样的生活，要我去走什么样的道路，她从来也不会刻意强调什么。”朱晓枫说，“她知道我的生活学习环境是怎样的，所以，从来不会担心我的未来会走偏。”
“从1939年到1945年，我一直在‘少年团’读书，算是经历了自己的小学和初中阶段。”朱晓枫说，她当年特别喜欢看书，而且还做过班里的宣传股长。“我记得我们看的那些图书都是进步书籍，后来听说有一本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书，大家都争抢着去借来看。”
虽然母亲朱枫没有明确指引着她去做什么，“少年团”的老师们也不会公然在课堂上宣扬共产党的思想，不过在朱晓枫十几岁的年纪，那些积极进步的思想却已经悄然生根发芽。朱晓枫的老师很多都是地下党，而且“少年团”中也
有着秘密的党组织，她就是在这时候入党的。“1945年我不满15岁，语文老师潘超（音）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其实我比妈妈的入党时间还要早。”朱晓枫说，虽然入党了，可她只知道自己和语文老师是党员，至于组织中都有谁，她根本无从知晓。“不过，我大概能猜到几个人，从平时的言谈举止中观察到的。可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互相不会涉及到这样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