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销中东
据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屠琳芳、景连如的回忆文章记载，中国图书尤其是毛泽东著作在中东地区的发行，经过1952—1954年的初创期，从1955—1961开始起步，到1962—1966年有了大步发展。可以说，六七十年代是最辉煌期。
经销量最大的是伊拉克的巴格达出版社、莫珊那书店，其中莫珊那书店是伊拉克历史最悠久的书店。当时伊拉克政府积极谋求摆脱西方控制，因此大量需求中国取得独立胜利的经验，他们组织学者翻译、选译毛泽东的一些著作，1958年的发行量为9万册，到1959年达到33万册，1955—1961年累计发行超过50多万册。
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出版社，经理艾迪卜·东巴基曾三次访问中国，组织学者翻译阿拉伯文版《毛泽东选集》1—3卷，及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多种，此外还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十几种图书，并把中国图书发行到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大马士革出版社与中国合作长达30多年，迄今仍是中国图书在阿拉伯地区的转运中心。
埃及的民族出版发行公司、和平书店、环球书店等也积极发行中国图书，尤其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国坚定地站在埃及一边，支持埃及收回运河主权，因此带动中国出版物在埃及的巨大增长，从1955年的不足1000册，到了1957年就猛增到21万册。
但不久后的1958年，埃及与叙利亚合并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由于阿联当局在国内掀起反共浪潮，毛泽东著作的发行受到限制和禁止。两个地区扣留《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书的阿、英、法三种文版6000册，曾长期经销中国图书的民族出版发行公司、和平书店被查封，负责人被捕。此时黎巴嫩长期从事中国图书的法拉比书店也大量退货。
这和国内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思潮直接相关。1958年中央外事小组也提出对外宣传的中心任务，是反复宣传东风压倒西风以及毛泽东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战略思想，因此向世界各国推销毛泽东著作，并在世界各地举办大小书展61起。虽然个别受到抵制，但毛泽东著作已经广泛发行到阿拉伯地区。
非洲“畅销书”
1960年，中央外事小组在制定外宣工作规划时进一步提出：为了适应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需要，要大大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集中力量出好《毛泽东选集》的英、法、西、日等外文版。1962年在《关于改进外文书刊对外发行工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把以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确定为基本政策，“通过发行书刊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出口总方针是配合国际革命运动的发展，经常地、系统地、千方百计地而又稳步地向全世界特别是亚非拉地区发行我国书刊，首先是外文书刊，以毛泽东著作以及其他政治性书刊为主”。因此，到了60年代后期，中国国际书店发行国家名单中大量增加了非洲大陆国家：
埃塞俄比亚、突尼斯、塞内加尔、喀麦隆、塞拉利昂、苏丹、索马里、象牙海岸、乌干达、坦桑尼亚、尼日利亚、摩洛哥、加纳、贝宁、马达加斯加、索马里、桑给巴尔、尼日尔、达荷美、马提尼克、瓜德罗普等国家和地区，几乎包含了整个非洲大陆。
其中埃塞俄比亚、贝宁、马达加斯加、加纳等几个国家曾由政府领导人发出号召，向中国人民学习，学习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因此，毛泽东著作在这些国家大受欢迎。
马达加斯加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学校成批购买；一些学校经常开办中国问题讲座。毛泽东著作60年代在非洲的影响一直延续到70年代，贝宁的一些国营公司还曾在1975—1978年三年间订购中国图书20多万册，主要用于干部教育和学习用的政治书籍。
最为突出的是埃塞俄比亚，一切向中国学习是政府当时的基本策略，1962—1966年订购中国图书累计97万册，其中大量是毛著。该国的人民书店曾来信称：“你们的图书，像刚出炉的面包，供不应求……”其中“埃塞俄比亚图书文具店”长期以来是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的代理商，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后。1986、1987两年间，仍然订购《邓小平选集》、《周恩来传略》《了解中国》等图书54万多册。
加纳政府在恩克·鲁玛执政时期，曾大力向中国学习，并由“人民书店”、“星书刊社”、“党书店”等单位常年销售中国图书和毛泽东著作。据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的统计，1962—1966年五年间，中国书刊在加纳的发行量为138万册，坦桑尼亚53万册，尼日利亚85万册，阿尔及利亚64万册，埃及56万册。此时的毛泽东著作，在非洲大陆是名副其实的超级“畅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