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在坦桑尼亚的达雷斯萨拉姆举办博览会时，中国图书展台前经常有一些大人领着孩子前来询问一些当时国内也少见的图书，如《狼牙山五壮士》《海娃的故事》等等，工作人员很奇怪，问到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书的，这些大人说：他们小时候经常看这些书，还读过很多中国画报和其他中国书，并当场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证明对中国的了解。
风靡拉美
据中国国际图书公司王文秀的文章，毛泽东著作在拉美地区的传播，与非洲相近，大体也经历了1952—1961年的初创期、1962—1976年的发展期、1977—1988年的调整期。
在初创期，主要是借助拉美国家的共产党、左派书店来合作，如在巴西有共产党所办的胜利出版社、旗帜书店。其中胜利出版社曾组织翻译过葡萄牙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等政治图书。旗帜书店发行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每期2500册，是巴西发行最多的一家。
在阿根廷，阿根廷共产党创办的劳太罗出版社、迪尔普莱书店发行最多。迪尔普莱书店也是阿根廷经销中国图书、期刊最多的一家，图书每种3000册，《人民画报》每期3000份。
乌拉圭共产党所创办的人民联合出版社，曾翻译出版西班牙文版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外还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哲学史》、《春蚕集》、《李有才板话》。毛泽东著作每种订货基本在1000册以上，每期发行《人民画报》1100册，儿童读物2500册。
在古巴，1959年推翻独裁政权后，古巴人民社会党所办的古巴书店、新民主同盟所办的光华书店，都积极发行毛泽东著作，由每种2000册至5000册不等，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由每期的2000份，到1961年的5000份，不久增加到10000份。《北京周报》西班牙文版创刊后，也曾发行到5000份每期。此一时期是中国书刊在古巴发行的鼎盛时期。
1962—1976年，中央外宣领导小组在拉美的工作方针依然是“通过发行书刊向全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此段历史时期虽然历经中苏关系破裂、中古巴关系冷淡，尤其是智利、乌拉圭等国发生军事政变，但拉美地区的发行仍然取得长足进展。
在哥伦比亚，主要是从哥伦比亚共产党退出后另组建的党派所办书店经营。如克拉维尔公司，就是工学农运动领导人阿培亚在1963年4月访华后所建。到了70年代，发行力量由左翼革命运动组织和由加米洛神父命名的革命组织来担任，由于正值哥伦比亚独立运动期间，各种革命党派、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因此对毛泽东著作的需求迅速增长，从首都、省会到偏僻乡村，纷纷来信，要求订购毛泽东著作和各种政治小册子，各类图书由1967年6万多册猛增到1971年的40多万册，期刊由1967年的30多万份猛增到1971年的40多万份。
在智利，60年代初期，由智利共产党分离出来的斯巴达克派与中国国际书店取得联系，大量发行中国图书。1970年，阿连德当选总统，当时智利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智革共、社会党、激进党、左派革命运动等党派纷纷创办书店，一些工人、教师甚至农民都要求发行中国图书。因此，1971年期刊批发量每期达到15125份，订户达到30600份，图书总量为258280册。可惜不久，阿联德政府被推翻，中国书刊遭到查封，一些代销人流亡到国外。
在委内瑞拉，曾在中国新华社工作期满的西班牙文专家维克多·奥乔亚，1970回国后与人合办东风股份公司，下设东风书店，专销中国书刊，1975年又开设东风画廊经营中国艺术品。奥乔亚曾经发行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每期达到4000份，《北京周报》3000份，《中国建设》每期2000份。
急剧衰落
在1977—1988年的12年间，包括毛著在内的中国图书在美洲呈急剧下降趋势。其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由于拉美八国政党不了解中国的政策变化，一些拉美左派书店、出版社纷纷与中国断绝往来；二是中国扭转长期以来的极左思潮影响，一改过去以宣传扶植为主，“经济为政治服务”的做法，对经销户加大了收款、催款力度，不盲目追求数量，采取务实开放的文化交流政策；三是中国在拉美地区发行的图书以美元定价并结汇，许多经销商因缺乏外汇，无力支付书款，因此销售量大幅下降。
该时期拉美发行最多的国家是墨西哥、秘鲁和哥伦比亚，除极少数因为政治观点不一致而中断中国图书业务往来，其他大部分是小商小贩，绝大部分不能付款，仅靠赊销发行中国书刊维持。1977年在哥伦比亚和秘鲁的图书发行数量为373903册和333415册，到了1987年仅为5512册和7276册。期刊发行量在1988年，哥伦比亚仅为每期3588份，订户3206户；秘鲁仅为每期2722份，订户476户。
与非洲不同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对拉美地区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思想文化输出，表面看来现在成果不多，比如至今还与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有合作的文化书店屈指可数。
但从长远来看，确实有一些读着毛著而成长起来的人成为了这个地区的主流。包括今天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他曾不止一次说过：“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甚至能说出某段语录出自《毛泽东选集》的第几卷。
时光转到1992年，那一年阿根廷一家书店曾自发翻印西班牙文版《毛泽东选集》两卷本，面向拉美各国发行，结果很多书店供不应求，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就销售1000部之多。委内瑞拉仅有600万人口，而且文盲极多，这样一个销量，应该是畅销书的纪录了。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30多年已经过去了，毛泽东著作的传播和漂流史所产生的国际影响时隐时现。然而无论如何评价毛泽东著作在这些地区的巨大影响，它都是“红色世纪”留给今日中国的一笔巨大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