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不拘一格的诗人。“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芙蓉国里尽朝晖”，“到处莺歌燕舞”，“六亿神州尽舜尧”，这些表达了毛泽东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则表达了他为实现美好理想的信心与恒心。可以说，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曾被毛泽东这些极富浪漫色彩的词句而感染、振奋。但当我们把这些浪漫主义的诗句同他的政治实践联系起来考察时会发现，他那浪漫主义的诗人品格对其政治实践是有相当影响的。当他将诗人的浪漫不适当地运用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时，便难以避免出现失误。正是他那“冷眼向洋看世界”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中，隐埋着听不进正确批评和意见的因子：正是他那浪漫主义的诗人品格，为其本来就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蓝图和建设方案又重重地涂上了一层瑰丽的色彩，使之具有某种程度的空想性。
三、毛泽东晚年骄傲情结的形成及克服的失败
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出现失误直至发生逆向转折，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深刻的历史现象。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需要经过一个或短或长的探索过程搞清楚，欲速则不达。作为一个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一直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无产阶级领袖，一个善于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并制定正确战略策略的革命家，将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推向极端，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导致全面内乱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原本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步入歧途非常可惜。在这一错误形成发展过程中，应该有很多机会去停止或纠正错误，这样的机会却没有被充分利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必定有某种毛泽东自身无法超越的东西在起着作用。按照系统论观点，如果我们把逆转过程看作是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启动的原动力究竟是什么？维系这个系统运行的续动力又是什么？经过考察，个人认为，毛泽东始终无法超越的就是他思想深处长期滋长起来的骄傲情结。这是促成他逆转的最深层原因。说它是骄傲情结，因为它是长期积淀形成，比较稳定地发挥作用的情绪源。这个情结不是一般地同逆转的各关节点相联系，它内在地决定着逆转的总趋势，诱发主体内部一切不健康的“病灶”，提供运转的能量。
其一，毛泽东晚年骄傲情结的形成过程。毛泽东骄傲情结的形成有多种因素促成。如，晚年从中国历史中吸取治党治国以及政治斗争的方略的同时，也不自觉沾染某些封建遗毒，诸如帝王思想、非道德主义的政治策略等：再如，由于长期缺少认真反省，对错误采取掩盖的态度，最后发展到一意孤行，拒绝他人建议；再如，晚年出现的相对主义思维方式，有时抹煞事物的质的规定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是在同“左”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王明、李立三、张国焘以及第三国际的“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开创了马列主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中国革命道路。长期革命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由于敌我对比悬殊，还有共产国际、斯大林这些制约因素，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略策略的制定中，一直采取谨慎、稳妥、积极的态度。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制定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确立的持久战战略原则：解放战争时期准备打长期战争的思考；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等等。由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实际，稳妥可靠，革命进程比预想的大大提前。如原先认为至少要打5年的解放战争，3年多就基本胜利。
但新中国成立后，似乎一切制约因素都不再存在。经过抗美援朝，认为美帝国主义也没什么了不起；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认为苏联、斯大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至于赫鲁晓夫就更不在话下。于是，在这种形势面前，产生了骄傲情绪。在国内，原定用15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仅用4年时间就完成了，认为中国有了自己的一套经验。这给毛泽东造成的错觉是领导落后于群众，因此在建设时期他总是强调反右倾，反保守。他开始迷信自己，脱离群众，也脱离中央领导集体，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这种对历史经验的抽取，同时就潜伏下过高估计个人作用、能力，以及在后来急于求成，超越现实的思想苗头。反右派，封住了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嘴：反右倾，封住了党内坚持正确意见同志的嘴。总之，失去了制约，就难免出现偏差。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卓越功绩，以及在党内、全国人民中逐渐形成的崇高威望，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同党、群众的位置摆错。如，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两种不同的个人崇拜”的观点；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林彪讲了一番“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话，并强调，不管什么时候发生问题，都不是毛主席意见错了，而“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很欣赏并加以赞扬。这些都表明，毛泽东晚年骄傲情结确实在发生作用。
其二，毛泽东晚年克服骄傲情结的努力与失败。在毛泽东晚年的探索中存在巨大的理论冲突、实践冲突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往往是向“左”转，这表明毛泽东为克服骄傲情结尽了巨大努力，但努力往往归于失败。例如，（1）他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发展生产力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然而这与他头脑中先入为主的阶级斗争理论冲突。骄傲情结让他无视阶级作为整体已被消灭的事实，并寻求现实中有利于后者的客观依据，完成“左”转，构造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2）鉴于中国社会现实和借鉴苏联的教训，他创立了社会主义矛盾体系。然而从1957年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矛盾性质的作法愈演愈烈，发生很多荒诞、怪异的社会现象。正是骄傲情结的作用，使他固执地把谬误反当作创举，在错误的道路上愈滑愈远。（3）鉴于苏联教训，毛泽东制定了以农、轻、重为序的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然而骄傲情结生发的急躁使他不断反“右”倾，很快就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企望经济超高速发展，结果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造成国家严重困难的局面。（4）他提出造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然而一场反“右”斗争，使大好政治局面遭到破坏，造成了万马齐暗的状态。“文化大革命”更是到处“一片大好”的赞扬声，致使“左”的错误畅行无阻，愈演愈烈。这里隐藏在背后的也是骄傲情结：因为政权的稳固，个人威望的提高，毛泽东已淡忘了当年在延安形成的开门纳谏，从善如流的传统。早在红军时期，他就倡导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生活民主等一整套民主作风，到了晚年他却对“大民主”乐此不疲。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失误的原因时有一段精彩表述，“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严重地泛滥开来。”笔者认为这段论述，特别是有关骄傲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的。
总之，由于骄傲而在不熟悉的事物面前丧失谨慎和清醒；由于骄傲而对“没搞清楚”的对象盲目实践；由于骄傲而将主观意志强加于客观实践；由于骄傲而将错误固执地坚持下去，这就是毛泽东晚年探索发生逆转的骄傲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