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的嘛！我也是保你的。我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周恩来留下这个许诺的时候，暗然伤神。
贺龙木然地站在那里。周恩来的“正式谈话”，使他伤心极了。他没有想到党组织会这样来看待他。半晌，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周恩来没有再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我还有事要办”，便同李富春匆匆离开了西花厅。
l月20日凌晨三时，周恩来派杨德中和负责警卫工作的杨青成护送贺龙夫妇到了北京西山一个偏僻的去处。
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环山，有一条路可以出入。这里，除了贺龙夫妇和几个警卫战士之外，看不到什么人。环境清静，没有尘世的喧啸。如果是文人学者来此读书、写作，自是一处佳境，然而，对于我们这位大半辈子都是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渡过的元帅，让他突然离开群众，离开工作，到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山沟里来，实在使他难以忍受。何况，他身背不白之冤，不知来日之短长、命运之祸福。他怎能安得下心来在此“休息”呢？
他躺在木板床上，叹着气对薛明说：“我是真不愿到这个鬼地方来呀！我真不明白，别人不了解我，难道总理还不了解我？”说着，他坐了起来：“洪湖的事我可以考虑，其他事情都是林彪对我的陷害。我在旧社会见过各种人，碰到过各种主义，选择来选择去，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以后，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两把菜刀闹革命、北伐、南昌起义、陕甘宁、晋西北，谁不知道我贺龙？毛主席不是赞扬过我吗？我要回去，找他们算帐。”
周恩来的“正式谈话”，看来深深地刺痛了这位一生对党忠心耿耿的老元帅。敌人的诬蔑，他不在乎；党的误解，他很难承受。他起身穿上鞋，走到院子里，望着周围象要压下来的高山，叹了口气，又走了进来，颓然坐下。他象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雄狮，整日烦躁不安，坐卧不宁。
周恩来的“正式谈话”，给他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据薛明说．这段日子里，贺龙同她的谈话，反反复复都是围绕着这次谈话的。
贺龙对她说：“说我背后散布林彪历史上有问题，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我到处夺权，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是林彪他们编造的。你有证据吗？能有人相信吗？这话听起来厉害．实际上，完全是胡扯。”
谈起洪湖的“肃反”，他感到委屈。他说：“湘鄂西‘肃反’。说我要负多大责任，我想不通。当时，我不是‘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审讯、杀人我都不知道。”“过去，同逸群曾经跟我说过，要警惕‘老鸡婆’（机会主义分子），我懂得什么‘老鸡婆’？我参加党才那么几年，政治水平只有那么高。要说我当时作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最终没有保住段德昌这样的一大批好同志，使党的事业受到了损失，我是有责任的，但也不能各打三十大板。那样是不公平的。”
过了一些日子，贺龙的心情平静了一些。他开始用读书、看报来消磨这难熬的岁月。书，只有一套《毛泽东选集》，报纸到给了两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
当时的中国，已经失控，到处都在夺权。各有背景却又观点相异的派别为夺权争斗不休，甚至动用武力。打、砸、抢。机之风蔓延全国。军队也乱了。当时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是这样叙述的：“当时，军队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纷纷来京，住在京西宾馆‘避难’。驻京部队的许多领导干部，有的被一派揪走，有的被一派成起，不知下落。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抡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略任务。我们叫天天不应，叫他地不灵。”
贺龙读着报纸，心似潮涌，忧心如焚。他对薛明说：“这是要不得的啊！连起码的生产都不搞了，将来人民吃什么、穿什么呢？”“建国这么多年，大运动经历了好几次，难道还有这么多反革命，还有那么多的组织和干部需要打倒和砸烂吗？”
晚上．他又拿起一张报纸，抖动着说：“洪湖大搞‘肃反’时，有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陷为改组派而杀掉的，啊，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噢！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对待，是要不得的呀！我真担心有人再搞这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