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李立三认为,国营企业内部仍然存在公私矛盾,但这种矛盾的性质属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而且应当用协调的方法即公私兼顾的方法加以解决,他“在全国范围内提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的说法”,强调工会要保护工人阶级“私”的利益。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08年第5期,作者:单世联,原题:《一幅油画与一段历史:毛、李、刘安源“三人行”》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是“文革”期间的一幅名作,当时舆论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出的灿烂艺术之花”,共印9亿多张,超出了当时的人口总数。不过,毛泽东本人似乎不太满意,据说他在审看时曾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这一“最高指示”通过非正式渠道逐渐传开,有关这幅画的宣传也开始降温。另外,有论者指出,毛泽东当时住在长沙清水塘,距安源300多华里,他不可能从长沙步行到安源。当时从长沙到安源有列车,所以毛泽东很可能是坐火车去的安源。(参见黄式国、黄爱国《〈毛主席去安源〉的幕后风波与历史真实》,载《南方周末》2006年4月20日)
毫无疑问,按图索骥、据实考订不是讨论画作的常规方法,但这幅油画确实与中国革命的一段历史及以后的政治运动有关。
三位湘籍革命家在安源的成功合作
曾被确定为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中,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一度是中国托派名义上的领袖,晚年转向自由主义,无论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不再是共产党人;瞿秋白英勇就义,但其《多余的话》已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生活深怀厌倦,并自称是“叛徒”;罗章龙不具有全局性影响,开除出党后几无声息;王明1956年到苏联治病一去不回;张国焘1938年投向国民党;只有“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李立三虽经无数批判,一度还被关进苏联监狱,但对主义和组织矢志不渝,以其坦率的自我批判精神和“坦克车”式的工作热情为党工作,直到1967年自杀,终生都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李立三与毛泽东、刘少奇同为湘籍革命家,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安源罢工。1922年9月14日爆发的这场罢工,虽然在规模与影响上小于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1925年上海的五卅运动和广东的省港大罢工,但由于它是三位领袖人物第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因此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作为安源工运的指导者,毛泽东曾七赴安源,并先后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人到安源,对动员方式和斗争策略作了许多具体指示。李立三是安源工运的主要组织者和罢工的最高指挥者。1922年1月,李创办了安源第一所平民学校;2月,主持成立党的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安源路矿支部”;4月,发起成立具有合法地位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9月10日,任罢工委员会总指挥。为防止当局暗算,委员会议决定由9月11日刚到安源的刘少奇为俱乐部代表,负第一线指挥之责。9月13日到18日,罢工取得完全胜利。毛、李、刘成功地领导了安源罢工,安源也为三位领导人第一次施展政治组织才能提供了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