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我在北京采访陈伯达。几天之后，他突然去世。
回沪后，我补写了《陈伯达之死》这一章。
中国人讲究“盖棺论定”。由于陈伯达已经去世，反而使《陈伯达传》的出版变得容易。
时代文艺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这本书。考虑到《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在他们那里得以顺利出版，对他们有一定的信任感，我就把书稿交给了他们。
时代文艺出版社在审稿过程中，把《陈伯达传》作了相当多的删节，把四十五万字的初稿，删成三十三万字。也就是说，删掉了十二万字。另外，把书名改为《陈伯达其人》——在当时，以为《陈伯达传》这书名有着为陈伯达“树碑立传”之意，改为《陈伯达其人》就无此嫌疑。
《陈伯达其人》曾经报送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审，得以通过，并报中共中央宣传部。这样，在1990年3月，也就在长春第二印刷厂印刷。
《陈伯达其人》第一次印刷七万七千册刚刚印毕，尚待装订。就在这时候，时代文艺出版社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发生“突然事件”：北京有关部门得知出版《陈伯达其人》的消息，来电要求马上装订十本，送往北京，其余的暂停装订！
这下子，出版社极度紧张，万一样书送北京之后，遇到麻烦，这已经印好、正待装订的七万七千册《陈伯达其人》怎么办？如果北京不准《陈伯达其人》发行，那出版社的经济损失就非常严重！
我明白，《陈伯达其人》不是一般的书。这本书透露了大量陈伯达与我的谈话以及他从未发表过的手稿，可以说实际上是陈伯达回忆录，当然会引起北京的高度关注。
在不安中等待了一个多星期。
突然，我接到北京电话，要我把《陈伯达其人》中尚未注明出处的毛泽东的话，告知出处。我赶紧作电话记录。记毕，数了一下，总共有五十二处。
这表明，北京有关部门对《陈伯达其人》作了非常认真的审阅。
我的纪实文学作品中，不虚构毛泽东、邓小平的话。通常，我在作品中，凡是引用毛泽东、邓小平的话，都注明出处。也有不标明出处的，那大都引自毛泽东、邓小平的内部讲话，不便标明出处——尽管都确有出处。《陈伯达其人》那五十二处毛泽东的话，未标明出处，大都引自批判陈伯达时的中共中央文件。
我连夜查出毛泽东讲话的五十一处出处——都引自中共中央文件或者内部正式文件。
唯一一处不能标明出处的是该书第四百一十七页，毛泽东对陈伯达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看也不看，连信封也不拆，就在陈伯达送呈的牛皮纸口袋上写道：
退伯达同志
毛泽东
这是根据陈伯达的回忆写上去的，并无正式的文件为依据。我只得如实加以说明。
翌日，我把我的查对结果电告北京。
又在不安中等待了几天。
终于，出版社给我来电，报告喜讯：北京告知，《陈伯达其人》经过审阅，同意出版。
出版社请印刷厂以加急的速度装订那已经印好的七万七千册《陈伯达其人》。一边装订，一边装车，以最怏的速度发往各地新华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