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5日午夜，周恩来、陈伯达把我找去，说：鲁迅夫人许广平发现原藏于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叫马上设法查找。我和傅崇碧等人连续几个昼夜进行调查，终于搞清楚，原来是江青叫戚本禹取走鲁迅手稿，并放在钓鱼台内中央改革保密室。我叫傅崇碧先报告陈伯达。他立即给中央文革办公室打电话，肖力（李纳）接的电话，傅说明已经知道手稿的下落，请她向陈伯达报告一下，随后就到。到钓鱼台门口后，又打电话给正在值班的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王答复可以进来后，吉普车才驶入大门。傅崇碧等人下车时，正巧姚文元走过来，他们就一起走进会议室，还没站定，已知道此事的江青推门进来，顿时大怒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来的？”“你们不经允许就来这里，这还得了！”事后，江青找到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成员，声泪俱下地“控诉”：“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
江青与陈伯达、吴法宪、叶群紧锣密鼓地策划后，把我叫到钓鱼台。叶群添油加醋地说：“他带了两部车，全副武装，冲到这里来了，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江青反复说：“你是代总长，就是要你负责去批傅崇碧！”陈伯达、姚文元等人也指责我包庇傅崇碧。最后遵照周恩来的安排，我陪同谢富治到京西宾馆，召集卫戌区师以上干部，由我主持会议，谢富治讲话，宣布了这件事。会后，由谢去向周恩来、江青汇报。
从这天以后，我犯了病，直到我被抓起来，中间十来天的情况，我就不十分清楚了。6年多后，当我被解除监禁，回到北京之后，才陆续了解到这段时间的情况。
据说那次卫戍区师以上干部会议后，江青与叶群又在一起密谋过。两天之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卫戌区的司令员和政委，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也都在坐。林彪说：“杨成武这个人不好，他排挤别人，抬高自己，想把那个代字去掉，他想当总长。”“杨成武到处散布，说肖力要夺他的权。不可能嘛，肖力怎么会去夺他的权？”接着提出：“总参不能让他搞了，再搞要出问题。”还推出黄永胜作为新的人选。他们先后在毛泽东那里“开了四次会”，经过他们多次诬陷之后，才定下来“杨余傅”的问题。
在抓我的第二天晚上，即“3.24”之夜，林彪、陈伯达、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会上，他们竭尽造谣诬陷之能事。《聂荣臻回忆录》是这样记述的，林彪讲：“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夺北京市的权。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
3月27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10万人大会上，江青捏造了更为离奇的情节，说傅崇碧的秘书用皮包打她，要砸断她的脊梁骨，她的腰一直在疼。还说“皮包里有手枪，后面的车里最低限度有挺机枪”等等。
3年之后，在华北会议和其他会议上，江青渲染得更加骇人听闻：说傅崇碧按“杨成武的命令”，“带几辆汽车，浩浩荡荡、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还说“一辆车上架自动武器”，“皮包里装有4支枪”，“我有探雷器探出来了”等等。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还给我编造了“晋察冀山头主义”，还有“黑后台”等罪名，把矛头直接指向聂荣臻元帅。为此，聂帅于4月7日写信给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在信上批了16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不久，毛泽东又当面对聂帅讲，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4月16日，聂帅又找到林彪质问：“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聂帅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林彪向我伸出魔爪
从“3.22”之夜，您和全家人便失去自由，深陷囹圄6年多，请谈谈您和家人被残酷迫害的经过吧。
杨老将军说：“3.22”之夜，林彪的魔爪终于伸向了我。那天晚上，先是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吴法宪和林彪的秘书分别来到我家，说是来汇报和看望我的。时隔不久，余立金的秘书就打来电话说：“刚才吴法宪带人把余政委铐起来了，请问问杨代总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吴法宪搞政变？”在我们还没搞清发生什么情况时，我的家已被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起来。凌晨2时许，邱会作、李作鹏带人冲上楼，闯入卧室。邱会作对我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我说：“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并转身拿起红色电话机，想问问周总理是怎么回事。可是，电话线已被切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