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想，莫非吴法宪搞政变了？我一边跟他们向外走，一边怒气冲冲地对他们说：“你们到底搞什么名堂？开会，开什么会？不要当骗子！要有党性！没有党性也得有点良心！”下楼梯的时候，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几天前，我的父亲刚刚去世，77岁高龄的母亲还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她经受得起再次沉重的打击吗？我尽量稳定自己的情绪，平静地说：“妈妈，你们不用害怕，我没有问题，要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事情是可以搞清楚的。”母亲大声呼号：“我儿子从小跟着毛主席，不反对毛主席啊！”在儿女们的哭喊声中，我被押上一辆黑色吉姆车，坐在邱会作和李作鹏中间，驶向人民大会堂。
我被带到林彪办公的会议厅，除了周恩来、汪东兴、李天佑、王新亭等同志外，主要是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叶群等那伙人。林彪见我进来了，立即声嘶力竭地说：“现在开会。我来宣布中央的决定。一、杨成武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二、杨成武勾结余立金，想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想夺谢富治的权。三、杨成武整江青的黑材料，3次命令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还打了江青。”林彪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接着说：“杨成武你不当代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我再说一遍，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林彪的话音刚落，江青跳起来吼道：“杨成武，你胆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待！”
紧接着，吴法宪大声喝斥：“杨成武，你必须交待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待你的黑后台！
康生也阴阳怪气地说：“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你要交待同那几个老家伙的关系，交待出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什么关系？和罗瑞卿什么关系？”
陈伯达也不知羞耻地栽赃陷害说：“杨成武反对马克思主义，写大树特树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账是赖不掉的！”
叶群拼命叫喊：“杨成武3次命令傅崇碧冲中央文革的驻地，带了枪，带了子弹，还打了江青同志一皮包！这还得了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说着，她带头呼起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打倒杨成武！”“打倒晋察冀山头主义！”
刚开始，我还拿铅笔在纸上记着，越听越有气，索性把手里的铅笔一扔，举起手来：“我说几句……”
江青把手一挥，说：“不要说了，散了！散了！”
人们纷纷站起来。周恩来摆摆双手，示意大家坐下。他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来讲，不要揪斗杨成武，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错误可以检查。”
江青再次站起来：“不开了！散了！散了！”
人们散去后，我问周恩来：“这是怎么回事？”周恩来站起来，说：“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
这时康生转过头来，用手指着我说：“不管你交待不交待，你为‘二月逆流’翻案，你的黑后台就是叶（剑英）、聂（荣臻）、陈（毅）、谭（震林）！”
我没再说什么，随后就被押解到机场，那里一架伊尔18型飞机正在等待着我。在这以后的6年多时间里，我先后被秘密监禁在湖北的孝感、河南的洛阳和开封、山西的候马等地，遭受着非人的待遇，受尽了各种折磨，但不管生活多么艰难、精神多么痛苦，我始终坚信党、坚信毛主席，总有一天我的冤案会搞清的。所以，我先后给毛主席写过20多封信。我在信中写道：“毛主席，我有心里话要同你讲。如果不方便，可派个可靠的同志来，我同他讲……”信尾，我还加上一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在我被关押5年9个月之后，即林彪折戟沉沙于异国他乡2年3个月之后，毛泽东于1973年12月21日对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说，“杨余傅事件”搞错了，这是林彪搞的。翌年7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为我和余立金、傅崇碧平反，并恢复名誉。1974年5月，我从山西侯马回到北京。周恩来在明亮的客厅里召见了我。周总理第一句话便说：“你回来不容易啊，成武！”稍停又说：“如果不是毛主席，可能没有你了！”
我点点头。是啊，我心里明白，康生一伙曾提议开设特别军事法庭对我进行审判，毛主席没有批准。如果这个提议被通过，我是必死无疑的。
接着，周恩来沉痛地告诉我，大女儿杨毅被残害致死的经过。并安慰我说：“战争年代，你多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流血。这次，你的亲人又失去了生命。仇恨要集中在林彪一伙身上！”还说：“在我有生之年，要把你大女儿的问题处理好。”周总理说到做到，在百忙之中，先后批示过3个有关妥善处理杨毅问题的文件。最后一个文件，竟是在重病不能起身，躺在病床上，听邓颖超念给他听后签发的……说这几句话时，杨老将军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几分钟后，他的心情平静下来，说：“这就是我几十年中与林彪接触、交往的全部经过。今天，我还是第一次这样比较集中地谈论林彪，不知你们还满意吗？”
我们对杨老将军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后，便结束了这次收获甚丰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