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到达郑州，在这里呆了一天多。北返路经河北磁县时，下车看了看人民公社的棉田。后经保定，二十五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此行主要是要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他一路所见所闻，似乎都是粮棉高产，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其实，由于各地事先安排，他所看到的，不是农业研究所的试验田，就是很少数办得特别好的人民公社的几片丰产田。这些虽然是第一手材料，也没有根据说都是虚假的，但是它们在全国并没有多大代表性。而这些不全面的情况，却被毛泽东看作判断形势、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继续关注和指导全党的“反右倾”运动，不时批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报告，推动运动深入下去，继续向着“左”的方向发展。
“反右倾运动”，在党内开展了过火斗争，许多敢于讲真话、说实情的同志，遭到无理批判，有的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个运动进一步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政治生活出现极不正常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是一个大庆的日子。中共中央邀请苏联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和日本、印度等六十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在这期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同一些代表团进行了会谈或谈话。
十月二日，毛泽东与苏共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举行会谈，中方出席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
赫鲁晓夫是刚刚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回国后不久，来到北京的。会谈时，他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在中国监禁的五名美国犯人的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说明，这五个人都是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放是要放的，但现在不能放。
赫鲁晓夫又提出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印边界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九月九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两党的争论公开化。在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又无理地指责中国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为什么开枪？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真、陈毅反复地向他说明事实真相：第一，他们越境；第二，他们先开枪；第三，他们打了十二小时之久，中国士兵才开枪的。毛泽东还指出：这是局部的纠纷，是双方士兵打的，不是双方政府下命令打的。事先不仅我们不知道，就连我们西藏军区也不知道。尼赫鲁也是事后才知道的，现在他们知道了，是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所以才撤出了两个地方。可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些事实，只咬定被打死的是印度人这一点，而责备中国。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的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们两党的分歧。”彭真接着说：我们不知道你们苏联是什么原则，难道别人越境，先开枪达十二小时之久，还不还枪吗？⑤
双方争论很激烈，措词也很强硬。快到最后，毛泽东缓和一下紧张气氛，说：“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说过你们的问题。但这是一小部分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赫鲁晓夫说：“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毛泽东说：“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赫鲁晓夫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今后还是这样的。”
这次会谈，双方最后都表示了团结的愿望，但事实上中苏两党之间的裂痕在进一步扩大。
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会见日共代表团。谈话中，讲了一段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说：“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西方统治集团，美国集团，这个集团的大部，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着恐惧。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时间，这是可能的。而且不会是很短的和平时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情况是向好，不是向坏。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并不想去解放台湾、金门、马祖，看情况的发展再去解决。澳门也不去解放它，同国际上有关联的地方，要看情况。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⑥
“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战略思想。他渴望在这段时间里，把钢铁尽快搞上去，把粮食尽快搞上去，把整个工业尽快搞上去，超英赶美，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地位，以争取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