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就在专列上与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刘顺元谈话,谈话涉及工业、交通、副食供应、防治血吸虫病等等。
毛泽东很相信国内的经济形势已显著好转。他说:“庐山会议后,八月上旬起,设备、条件还是那样,但是产量、产值就变了,而且变得很显著。变得不显著,人家不信。沪东造船厂今年反右倾以后,有个故事,说是争取六十天要送一条船下水,后头十九天把一条船的基本建设就搞成了。”(柯、陈更正说:“是江南造船厂。”)
毛泽东又说:“从中央材料看见的,说是湖南株洲一个工厂只有三十辆汽车,坏了二十六辆,只有四辆了。庐山会议后,那个劲就起来了,两三天工夫,就修好了二十四辆。从前不知什么道理,工人就没有劲了。总之,今年这个经验很大就是了。”⑧
故事也好,材料也好,这类信息不断地向毛泽东传递而被他愉快地接受,经多少次的反复,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一个概念:通过反右倾运动,把群众的劲鼓起来,就能把生产搞上去,而且立竿见影。这大概就是他后来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的渊源。
不久前,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介绍河北吴桥县王谦寺公社一个很穷的生产队,大养其猪,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粮食产量一年翻一番,穷队变成富队。十月三十一日一清早,他在专列上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⑨
毛泽东提出中国要走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的道路,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思想,是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实际情况的。
信写好后,毛泽东立即要柯庆施当天上午印出二十份,发给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每人一份。中午,毛泽东把柯庆施等六人请到专列上,议论这封信。
毛泽东说:我想和你们商量商量养猪的问题。那个东西印出来了,是个初稿,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看,农业恐怕要抓住这两个东西就好办事,一个水,一个猪。只要水和肥料充足,粮食就能上得去。化学肥料放到第二位,主要靠粪肥。一亩一口猪,不增产我就不相信。⑩
毛泽东正在想方设法把粮食生产搞上去的时候,发现了吴桥县的这个典型,高兴极了。他感到找到了解决农业增产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为水,二为肥。而肥料主要靠粪肥,养猪是第一位。毛泽东这封信发下去以后,全国兴起了一个大办养猪的运动。
毛泽东的这封信包含着真理性的内容。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当时那种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和政治气氛中,他提出的大办养猪事业的意见,却成为一九六0年农村刮“共产风”的风源之一,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杭州。
②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9年9月6日。
③陈伯达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9年9月8日。
④毛泽东接见舒同等人时的谈话记录,1959年9月21日。
⑤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会谈纪要,1959年10月2日。
⑥毛泽东同日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10月18日。
⑦毛泽东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⑧毛泽东同柯庆施等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⑨毛泽东给吴冷西的信,手稿,1959年10月31日。
⑩毛泽东同柯庆施等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