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7年开始，受困于贫穷与政治迫害，当时的宝安县出现大规模的逃港潮。
在所有的逃港路线中，有重兵把守的罗湖桥本来最难偷渡。即使如此，还是有一些“特别”的过桥故事流传下来：一个港人背着塑料的小孩过桥，尿片、奶粉一应俱全，在登记时蒙混过关，到了内地把塑料娃娃一丢，便带出一个真小孩；另一个胆大者则趁哨兵不备在半夜游过了深圳河，却因把香港的拨号电话当做乡下的摇筒电话使用，始终联系不上在港亲戚，最终被捕。
在那段物质匮乏、粮食短缺的时日，如果赶上节日返乡，许多港人会扛着笨重的行李过桥，米上头放面粉，面粉上头放红油，往往还要带上做好的带鱼、鱿鱼、红烧肉。
桥头送别时，若是穿着的衣服稍好，便会被内地亲友扒掉留下，赤膊返港。有的人连鞋子都要留在家里，光脚过桥。后来这些都被边检站明令禁止，他们便穿着家里的破衣、拖鞋回去，仍是将稍好的行头留给内地家人。
“文革”中，罗湖桥头各处插满红旗，墙壁上悬挂着毛主席照片和诗词。原本为旅客们摆放行李腾出的几十平方米空地，竖起了一座刻有毛主席语录的石碑。
那时，来往深港两地的旅客、探亲者、过境农民，都要在过桥的时候背诵毛主席语录。有的人大字不识一个，便被要求回家背熟后再来。
广交会正常运转，但每逢召开，罗湖桥头便会有专职的边检人员负责带着外国人朗读语录。
对于生活在罗湖桥那头的人来说，通关的障碍还远不止此。飞机头、高跟鞋甚至喇叭裤都会被边检站的工作人员视为“帝国主义”的标志。香港博物馆原总馆长丁新豹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抓住香港客，如果他的裤子比较窄，找一个玻璃瓶丢进去，要是不能掉下来，就可以认定不是好人。”
红卫兵小将们会赶在火车驶离罗湖边境前，将毛主席画像挂满车厢，在车头贴上“打倒英帝国主义”的大字标语。而香港境内的工人则不得不每天将火车重新洗刷一遍，再于次日返回内地。如此往复，火车“一车两面”，桥头桥尾各有一番模样。
桥上也曾发生过另一些值得注意的小事。
1971年4月10日上午10点左右，金发碧眼的斯廷霍文第一个走上罗湖桥，接着，一支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用了18分钟全部走上罗湖桥。桥的北端，迎接他们的是一副写有“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红色标语。
4天后，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面对一位美国资深记者对于中美关系的提问，周恩来说：“现在，门打开了。”加重语气，他又重复了一遍：“现在，门打开了！”
1978年，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第二年的罗湖桥上，便出现了几位特别的过桥者。
一个叫刘天的港商坐着2元钱一次的载客自行车过了桥，在一片黄泥地中找到了深圳市的临时办事处。因为没有找到宾馆，当晚刘天睡在了一间办公室的长桌子上。而在白天，他刚刚谈成了建立深圳第一家合资酒店的大生意。
百事可乐在香港的业务代表李文富给深圳市政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投资建厂的意愿。当时香港的汽车还不能开过来，李文富把百事可乐的样品放在自行车后架上，骑过罗湖桥来谈判。凭此业绩，他成为这家公司当年从全世界14个销售区15000多名候选人中评选出的两位杰出员工之一，公司总裁专程从美国赶到香港为他颁奖。后来，李文富被称为用单车把世界500强驮过罗湖桥的人。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罗湖口岸出现了一个“走学童”群体。他们清晨身着样式各异的香港校服到香港上学，下午5点再准时返回深圳的家。20年间，这个群体的数量从500多人变成了5000多人。
去年年底，罗湖桥上有了另一个新鲜的群体。他们同样早早便过桥赴港，通常拎回大大的购物口袋，塞满的却不是以往赴港游客热衷的奢侈品和化妆品，而是1。1港元一包的天然海盐、30港元一大瓶的家庭装飘柔洗发水，甚至28港元36包装的得宝纸巾。当然，通常还会有一桶大大的有机酱油。人们为这些誓与内地飞涨的物价对抗到底的深圳市民们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赴港打酱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