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宝安县在文化开放上也成了先行者。李福林开始邀请中央、省、市的一些歌舞团到深圳戏院演出，以吸引港澳同胞前来观看。史料显示，当时戏院的广告甚至打到了香港，而香港的一些影视公司也开始走过罗湖桥，在宝安县取景拍摄电影。
事实上，就在60年代初期，广东省委领导曾在二沙岛面陈毛泽东，表达过对外开放的建议。但随着极左的泛滥，很快广东省委便以“打击投机倒把”为由，叫停了宝安县的举措。
其后，宝安县委抽调80人组成了工作队专门搞“四清”，把边境小额贸易、过境耕作探亲、“三个五”政策等，当作“慕洋、向洋、靠洋”来批。“大开放”的首倡者李富林也因此获罪入狱。
狱中的5年，这个老人被数次批斗，每天的伙食只是两小盘稀饭，两腿也出现了严重的浮肿，体重从150斤减到了90斤。但当年受惠于对港开放政策的一些宝安县百姓并没有忘记他，他们经常偷偷把做好的荷包蛋、瘦肉头送进监狱，并坚持呼吁解放李富林。
“每天吃饭前要跳忠字舞。你本来是哭的你都要笑，你吃饱没有，没得吃，你说吃饱的，都是吹的嘛。”廖红雷这样回忆“文革”时当地农民的生活状态。
1980年8月26日，修改了13稿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上获准通过。《纽约时报》以节制的语调对此做出评论：“铁幕拉开，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在鸣响。”
宝安县的改革随之重启。过境耕作的农民将稻田改成种蔬菜，并建起了20万只的养鸡场。当时主导改革的宝安县委副书记李定事后回忆：“20万只鸡啊！按当时的规定，5只鸡就是资本主义，要不是中央支持，我都几千几万个资本主义了！”
很快，罗湖区的罗芳村、渔民村、渔农村等靠小额贸易发展起来的村庄都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村”。
1984年，薄一波两次到罗芳村视察。已调任罗芳村村支书的陈天乐向薄一波汇报说：“我认识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应该是人民的生活大大地改善，过去我们体会不大，现在才是社会主义。”
这年年底的一个周末，离春节已经近了。正在罗湖区委宣传部办公室里加班的廖红雷接到了市委办公厅的紧急电话，他被告知罗芳村发现反动标语。
廖红雷慌忙骑着单车穿过黄贝岭、沿着坎坷不平的泥路往罗芳村赶，直奔村支书陈天乐的家里。
“罗芳人富起来了，感谢都来不及，怎么会有反动标语？”陈天乐皱紧了眉头。
俩人找遍全村，在一片快要倒塌的旧墙上发现了一个残破标语。果藤和青苔中间，依稀露出“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字样。他们很快把标语铲掉，还不放心，又刷了层石灰。
5天后，邓小平来到深圳，并视察了后来闻名全国的渔民村。过了很久，廖红雷才知道市委本打算安排邓小平多视察一个点，正是罗芳村。
“如果小平同志来了以种蔬菜致富的罗芳村，也许报纸就不会把深圳写成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了。”廖红雷感叹道。后来他还写过回忆文章，专谈小平与罗芳村的“擦肩而过”。
1988年，据罗湖桥不远处的和平路上，一栋海关单身宿舍楼被用镜面玻璃重新包装起来。在这栋改装的写字楼里，搬进了一家名为万科的公司。
这一年的11月，还只有137名员工的万科首次参加土地拍卖，以2000万元的昂贵代价拿下深圳威登别墅地块，由此杀入房地产业。公司的老总叫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