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世界变得更加中国化（作者 马克·西蒙斯）

这个大国悄无声息：迄今为止中国在金融危机中默不作声，因为它希望避免给人留下推行积极的大国政策的印象。

中国对金融危机反应克制

对中国来说，由于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突然疲软而产生的局面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尴尬。虽然政府报纸《中国日报》在一个未经考虑的时刻不由自主地注意到，罗马帝国的衰落也是从一场金融危机开始的，但除此之外几乎没有欢呼的口吻。媒体在评论中保持克制。当然，这与一点有关，那就是强烈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自身也受到美国突变的影响，而且对美国有价证券的投资也并非没有伤到中国投机者分毫。

但是，这种搪塞敷衍主要有一个地域政治上的原因：中国对维持现状有一种迄今为止被低估了的兴趣。两年前，政治学家王义桅的一篇文章曾引起轰动，他巳经预先认识到了目前所出现的局面。该文的题目是《防止美国过决衰落》。王义桅说，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来的发展尤其要感谢美国使中国融入世界市场的政策，而且，即便是在今天，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也在向中国提供销售市场、外国投资。甚至也包括营销、管理和法津观念等软因素。因此，不赞成对全球化持批评态度的拉美国家所偏爱的经济地区化模式，而是支持暂且保证美国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体系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然而，这迟早都将终结全球化必然意味着西方化或者是美国化的想法。

中国目前谈论金融危机的方式方法证明了这一观点。亚欧首脑会议的欧洲与会者在上星期发现，中国对关于新全球金融秩序的建议表示关注；但它主要集中在不同国家立场的捆绑、过滤和延伸上、对于为支持世界经济而提供更多资金的要求，迄今为止中国都表现迟疑。虽然陈志武等经济学家建议从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拨出一部分用于购买变便宜了的股票，尤其是矿藏，但是可以预计，中国的行为将和此前一样不引人注目——中国最近仅购买了比例相对而言无足轻重的外国公司股票，目的是避免引起轰动。

看上去，现在中国似乎只准备在这样的条件下投资和干预，那就是它们不会对现状造成过多改变。有影响的顾问认为，中国必须更多地对自身社会保险和养老体系进行投资 以便在长远推动国内消费并借此降低对出口的依赖。正如温家宝总理代表的官方立场那样，其中就包含了这种谨慎的态度：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它自身经济的继续稳定增长上面。

谦虚中体现特殊形式自信

显然，这种谦虚当中体现了一种特殊形式的自信。因素之一是时间。任何短时间内的优势也应当在长远范围内保持下来。中国政府借此暗示，它认为自己能够在十分广阔的历史范畴内思考；它不急于被承认为新的大国，并采取传统的行事方式，不把头探出窗外太多。另外一个因素是对理性的要求，它建立在相互的原则上。北京政治学家王隅生写道，必须敦促美国“更加务实”；这样所有参与方才能更好地在国际体系的合理化中协作。因此，由一个共产党执政的中国眼下变成了非意识形态化的代理人。

中国经济学家认为，“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要求是一种会阻碍协作的意识形态，而这种协作对未来的整体运作来悦将是必需的。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将更多地成为这些国家的维护者。几年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的丁一凡就呼吁采取一种“更朴素、更中国化的世界观”。

因此，希望中国通过在危机中卖弄其权力要求并提供新的资金来强调其不断增大的影响力，这可能是个误解。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保证说，他们希望坚持目前的“体系”，只是逐渐地去“改良”它。所以说，就像其一直遭受西方盗版指责的工业一样，中国似乎也希望通过其学习、实验和提高的意愿淡化对地域政策新意、创新和原创性的要求。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模仿、缓和与思考的这个过程将永远不会使体系从内部发生改变。

问题是这在内容已意味着什么。因为中国自身正陷入一个结果准料，并蕴含无数政冶风险的寻找自我的艾化进程当中。尤其是很有可能持续下去的经济增长放缓将大大加剧社会关系的紧张，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浪潮可能爆发，但是迄今为止的独裁主义也可能解体。鉴于这种种的不确定性，一个包罗万象的高明计划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出来。倒不如说政府在继续以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格言为导向。不管怎样在这场金融危机当中，主于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拒绝西方对其扮演角色的期望，世界似乎将变得更加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