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星岛日报》10月28日发表社论指出，这次亚欧首脑会议可被视为十一月全球金融峰会的热身赛，故在如何有效应付金融危机以至全球金融体制改革上未有太具体的结论是意料中事。但透过这次亚欧峰会，中国以至冒升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事务上获得全新的空间和发言权甚至参加主导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的机会，却是可以肯定的。

社论摘录如下：

本月廿四日在北京召开的亚欧首脑会议尽管是早已计划的两年一次定期会议，而议题亦包括经济发展、能源和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方面，但这次峰会却无可避免地要集中在磋商如何应付全球面临的金融危机之上，实为金融海啸爆发后的第一次国际峰会，因此这次亚欧峰会亦可被视为十一月下旬举行的全球金融峰会的“热身赛”。

无疑，这次亚欧峰会的召开亦可说切合时宜，诚可为世界各国改革和建立新的全球金融秩序和协调合作机制打开局面。现有的国际金融体制以美国为主导，经次贷危机和华尔街海啸两役，这种国际金融体制实无法也不应再延续下去，而必须从基本上进行大调整。

事实上，全球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过快，每天几十万亿美元的资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但却缺乏有效监管。目前世界各国对其金融市场都有本身的监管机构，但各自为政，面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汪洋大海，其间千丝万缕的交易关系，往往孤掌难鸣，这次危机正足以显示，各国几乎只有望洋兴叹。因此若无国际性的相应机制，监管何从？更遑论应付金融动荡的惊涛骇浪。

欧美与亚洲的金融体制存在颇大的不同，欧美在过去二三十年来，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滋长，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亦采取日益放任的态度，更美其名曰“市场自我调控”，这当然与立法者的利益所在不无关系，但亦使金融市场日渐成为脱缰之马，这次终于夜半临深池。在另一方面，由于亚洲汲取上一次金融危机的教训，目前亚洲国家普遍拥有大量外汇积累，加强了银行系统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监管，金融市场开放度不大。正因如此，亚洲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远比欧美为小。

然而，与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不同，这次金融危机毕竟是全球性的，尽管目前还是美欧损失较重，但从长远来看，危机可能对基础较弱的亚洲国家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上述的对比适足以显示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的不合理性，而其不合理性的祸害亦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显露无遗，其影响之深广尚未可估计。其实，欧美金融市场的运作，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发展至今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主体经济的发展，而讽刺的是，本身健康发展的主体经济往往被金融市场牵着鼻子走，到头来反因金融市场的输盘而被拖累。这亦是欧美与亚洲的金融体制的最大分别之一。

不单如此，欧美体制的不合理性还集中表现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平等方面。欧盟一些发达国家拨出千亿计公帑保障银行存户，这对欧盟发展中小国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竞争，因为这样资本就被吸引到最有国家保障的地方去。

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西方国家纷纷把目光投向以中国为首的冒起中的发展中国家，期望这些国家能够在全球金融风暴中起到“稳定”作用。欧洲委员会主席巴洛佐就呼吁全球应采取“史无前例”的协调合作，重整国际金融监管秩序，而建立新金融秩序便需要中国支持，故中国应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拥有更大发言权。欧盟轮值主席法国总统萨科齐则表示，中国拥有庞大金融实力，在重建金融秩序过程中不可或缺。于此可见西方发达国家把解决金融危机的希望寄托于中国之殷切。

正如前述，这次亚欧首脑会议可被视为十一月全球金融峰会的热身赛，故在如何有效应付金融危机以至全球金融体制改革上未有太具体的结论是意料中事。但透过这次亚欧峰会，中国以至冒升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事务上获得全新的空间和发言权甚至参加主导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的机会，却是可以肯定的。

美国布什总统已表示，将邀请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领导人参加十一月全球金融峰会。中国在这个峰会上应表明对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制度的立场观点，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改革方案，藉此机会争取重新构建一个能随主体经济发展健康运作和公平竞争的全球金融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