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邮报》2008年12月15日文章：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门打开的那一天 作者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现为《华盛顿邮报》的月度专栏作者

由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于1971-72年开辟的对华交流之门，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伟大历史突破。另一个与其历史地位相当的历史事件——中美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却不太为人所知。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的签署，如果没有吉米·卡特总统在1978年12月15日宣布中美正式建交，那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还仅仅局限于高层的小规模交流，所讨论的也只能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议题。

当杰拉德·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博士在1977年卸任时，他们留下的对华关系，虽对美国来说及其重要，但还是处于一个不稳定、脆弱的局面。当时的美国政府还是将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视作中国的合法、唯一的政府。1972年之后，北京和华盛顿都在对方首都设立了小型“联络办公室”。官方的交流少之又少、限制严格，两国双边贸易每年不足10亿美元。（如今的贸易额已达到了惊人的3870亿美元）

卡特总统上任后，希望能将同中国大陆的关系正常化。但这样做的后果是，美国政府所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就会从台湾变成北京，而且美国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随之终止。有些人简单地认为，这样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可事实上，走出这一步是需要极大的外交技巧和政治勇气的。美国必须找到这样一种办法：既要承认北京的地位，同时也要继续想办法如何对付不承认台湾当局是中国合法代表带来的麻烦。更重要的一点，是华盛顿还要保持出售武器给台湾的权力。政治不是做简单的数学题，更何况，当时以著名保守派高华德（Sen. Barry Goldwater）（198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与里根是竞争对手）为首的亲台的“台湾游说集团”势力非常庞大，这无形中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增添了许多阻碍。

中美历史性画卷的展开，要等到卡特政府上台后的头两年才慢慢露出端倪。这期间，开展两次非常重要的访问——一次由国务卿塞鲁斯·万斯（Cyrus Vance）带队，另一次是由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率领（布热津斯基当时的身份还包括东亚及太平地区事务顾问，这两次访问我都参加了——作者）。难以置信的是，那些置身于谈判中的人，竟然试图将谈判作为秘密的工作。中国大陆要求美国断绝同台湾当局的一切关系，包括出售武器。但我们知道，这样做将会激起国内反对势力强烈抵制。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方案，能在美国不承认台湾代表地位和终止艾森豪威尔时期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之后，还能保持同台湾的军售、工作关系。这在美国历史上，乃至国际法上都找不到先例。最后，根据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司法部长布鲁内尔（Herbert Brownell）（曾参与《纽约时报》五角大楼文件案的辩护）的意见，国务院起草了《与台湾关系法》。这是一部史无前例的法案，它将美国继续同台湾的贸易（包括军售）合法化，而这种关系不是正式的政府对政府的形式。

虽然中美关系正常化，北京被承认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但《与台湾关系法》的出现，让谈判陷入停顿。

坚冰在1978年底被逐渐敲开，这个时侯正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敏感时期。邓小平，中美关系正常化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出现了。1978年秋，在邓小平大力推动下，北京与华盛顿达成了协议：北京反对美国任何对台的军售和外交活动，但会尽一切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谈判风格：恪守原则，但不拘泥于细节。

这是一场非常复杂、艰难的谈判。1979年1月，邓小平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美之旅。布热津斯基在家中设晚宴接待邓小平，而访问的最高潮出现在卡特总统举办的国宴上。在布热津斯基的家里，邓小平说中国统一的梦想要实现，还要经历很长时间。他相信中国能飞跃式的发展，缩小与世界的差距。邓小平准确地遇见了中美两国大规模的技术、贸易和学生交流。他比大多美国政府官员都有先见之明：美国对中国的大门终将完全打开。

或许邓小平都没有想到，三十年前中美联合公报出台之后的影响，绝不亚于当今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发展结出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