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3月2日文章，原题：后美国时代的权力真空

上月初，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毕恭毕敬地向莫斯科请求金融援助。为了让自己的要求更受欢迎，巴基耶夫宣布他正在要求美国关闭它在该国用以向阿富汗北约驻军提供补给的空军基地。与之类似，去年年底，冰岛政府请求俄罗斯帮助它救助自己的金融系统，而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则访问了中国，希望中国为之注入紧急资金。

有观察家把这些片断作为美国国际影响力下降的证据。不过，比这些更为明显的一点是，除了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了相对较少的一些资金外，俄罗斯和中国并没有提供多少帮助。

在关于“后美国时代的世界”的大量讨论中，许多观察家都预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将转向一个多极化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中国、俄罗斯以及其它一些国家在许多一般性挑战和风险方面竞争全球领袖地位。

当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去年在慕尼黑的一次会议上抱怨美国的单边主义为世界范围内的冲突火上浇油之时，恼火的约翰·麦凯恩参议员回应说，对抗在“今天的多极世界”中已无必要。

当普京在去年九月份欢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访问俄罗斯时，他表示，“拉丁美洲正在成为形成当中的多极化世界链条中值得注意的重要一环”。对此，查尔斯表示赞同，他说：“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正在成为现实。”

但是，他们全都错了。诚然，美国的主导地位正在衰落，但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意味着几个新兴大国对应如何管理世界这个问题持有相互冲突的见解，而且，它还意味着这些国家都准备好去推进自己的全球目标。

事实上，我们正在亲历一个“无极”秩序的诞生，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们仍然忙于国内和近邻的问题而无力肩负国际重担。甚至还没有一个新兴大国已经着手动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来推进真正的全球雄心，或者去负担华盛顿已不再能够负责的领域。

先说俄罗斯。尽管俄罗斯同委内瑞拉的关系持续增强，并同北非的天然气富国协调能源政策，但是，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在拉美、非洲或东南亚重建苏联式影响力的抱负。另外，俄罗斯也不具备苏联那样的意识形态号召力。相反，俄罗斯领导人正忙于保护本国市场、银行和公司，使它们免于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最大恶果。他们还巩固国家对本国经济的控制，扩展俄罗斯在前苏联领土的外交影响力。

中国在石油和其它商品进口方面的渴求为之在国际上挣得了一席之地。但是，它的影响力多半在商业上而不是在政治上。中国领导人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国内的一系列紧迫问题上：避免出现会使大量工人失业的经济减速，农村土改的附带影响，以及重大的环境和公共卫生问题。

印度则必须在中国的长期阴影下挺住。为了迎接明年的大选，印度执政党正在动用政府的时间和资金为消费者提供补贴，为国家雇员加薪，并为农民减免债务。

巴西同样是如此全神贯注于国内，它似乎没有比推动拉丁美洲的稳定、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鼓励其它发展中国家等更为宏大的近期目标了。

简言之，在此刻世界最需要全球领袖的时候，却出现了领导力真空。奥巴马此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刺激贫血的美国经济、减税、能源和医疗政策改革以及恢复人们对美国金融机构的信心上。欧盟则继续其内部有关如何更好地拯救其下滑的银行和工业、处理欧盟和欧元区扩张带来的问题，以及应付同俄罗斯日趋紧张的关系等问题的争论上。

那么，谁能领导世界建立能反映21世纪商业复杂性的新的全球金融体系呢？谁能推动多国就气候变化问题取得一致见解呢？又是谁，能够取消陈旧的不扩散体制，在新兴国际热点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并推动中东和平谈判呢？

2008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峰会凸显了这一问题。世界最富有的七个国家(G7)转向20国集团(G20)中的新兴大国寻求应对全球金融动荡的妙策。然而，七个国家已经很难达成任何一致意见了，更何况要在20个国家中求得共识，其艰难挑战可想而知。

考虑一下该集团在民主、透明度、政府在经济中的适当角色、金融市场和贸易新规则，以及如何最好地确保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挥作用等方面的冲突性见解，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今的全球力量平衡。

未来几年，当陷入危机中的国家求助于美国时，它们将越来越容易听到“不”这样的答复。而且，至于有没有其它国家愿意并能够说“是”，这也完全无从知晓。（作者伊恩·布雷默。唐湘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