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北周明帝宇文毓仿效西魏文帝的做法，为岳父大人建造陟岵寺，北周武帝为了忏悔毁佛行为立之为国寺。隋文帝杨坚又将陟岵寺迁往新都并更名为大兴善寺。那么，隋文帝为什么要将陟岵寺迁往新都。

　　其一，与北周明帝的姻亲相关

　　北周明帝宇文毓能为岳父建造陟岵寺尽孝道，而作为独孤信的七女婿，杨坚又能为岳父作一些什么呢？自然，对于一个死去的人来讲，唯一要做和能做的就是在营建新都的时候，随陟岵寺一并迁往新都。也许我们要问，按当时皇家的财力和物力重新建一个得了，为什么还要迁呢？前面说了，明帝建造陟岵寺即是为父尽孝，也是祭祀岳父独孤信而为。对于独孤信的子女们来说，陟岵寺也同样代表着他们的父辈。所以，在迁建新都的时候，是绝对不会丢下不管。因此，名义上是迁陟岵寺，实际上也是在迁独孤信的陵墓。隋文帝对北周明帝建造大陟岵寺的迁址、更名的内在心理驱动和根本原因就是他对父辈们友情的承继和连襟间共同亲情的体现。从事件的发展脉络上看，隋文帝对大陟岵寺的迁址与更名是北周明帝建造大陟岵寺事件的延续，也是赵贵事件的延续。据之可以肯定地说，北周明帝为祭祀独孤信所建陟岵寺就是大兴善寺的前身。

　　由于大陟岵寺与独孤家的这一层关系，隋文帝杨坚对寺僧格外恩宠。如与灵藏“布衣知友情款绸狎”，“礼让崇敦光价朝宰”。因此，凡在大陟岵寺住过的僧人基本上还都住在大兴善寺。如：“释宝袭。……与遵远等同居陟岵。开皇七年召入京辇住兴善寺。”“释昙崇。姓孟氏。为周国三藏年任陟岵寺主。……大象之初皇隋肇命。……敕住兴善。”等等。　

　　其二，这与隋文帝的政治经历及决策相关

　　杨坚是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寺。在十六岁时，周太祖宇文泰见而赞之曰：“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有人背地里告诉皇上：“公（指杨坚）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齐王宪也对皇帝说：“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内史王轨骤也对皇帝说：“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坚貌有反相。”所以，杨坚的前半辈子都“深自晦匿”战战兢兢地活在宇文家族的监视下。杨坚的父亲杨忠是西魏和北周的大将，曾经参与指挥过对齐国和梁国的多次大规模作战，是与宇文泰、独孤信并肩并驱的重臣。在他去世以前，北周的大权仍然掌握在权臣宇文护的手中。当时的皇帝周武帝虽是在宇文护扶植下才即位，但他也不甘心于傀儡地位，不断在暗中积蓄力量准备夺回权力。两派之间暗潮汹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宇文护看中杨坚的才能，曾经表现出拉拢他的意思。杨忠深知其害，遗言告诫杨坚说“两姑之间难为妇”，杨坚因此始终在皇帝与权臣之间严守中立。

　　杨忠去世后第四年，周武帝发动宫廷政变，先暗杀了宇文护，然后将其党羽一网打尽。皇帝虽然夺回了政权，但由于本身的心腹并不多。也就不得不大力拉拢那些原来的中立派，这就给了杨坚一个很好的机会。政变后的第二年，周武帝为自己的太子娶了杨坚的大女儿当太子妃。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杨坚也就成了未来的国丈，其政治地位被大大提高。

　　从杨坚大象二年（580）迁陟岵寺于现址的行为看，他在任相期间就有了迁都的想法。废北周静帝即位后，不愿意睹物思旧，回顾那段灰色的历史。开皇二年（582）六月颁诏说，由于汉长安城“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其宫室又没有经过“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遂欲将都城迁至“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的龙首山。据上述，我们可以看出，杨坚与宇文集团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杨坚的父辈杨忠、独孤信等功臣派与宇文家族斗争的延续。因此，在杨坚掌握朝庭权力后，要做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为以独孤信为代表的功臣派伸张正义。据《周书•独孤信传》，杨坚登基后立即颁诏云：“河内郡开国公信，风宇高旷，独秀生人，睿哲居宗，清猷映世。宏谟长策，道着于弼谐；纬义经仁，事深于拯济。方当宣风廊庙，亮采台阶，而世属艰危，功高弗赏。眷言令范，事切于心。今景运初开，椒闱肃建。载怀涂山之义，无忘褒纪之典。”为岳父平反。

　　其三，是对杨忠与独孤信友情的表达

　　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是西魏府兵十二大将军之一。早在尔朱军队中，就跟随独孤信转战南北。北魏分裂后，杨忠随之加入西魏阵营。一起与高欢控制的东魏军队作战，与独孤信率军一起收复荆州，同为西魏效力，同为八柱国之一。后来独孤信又将自己的七女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挚友加亲家，可谓是亲上加亲。独孤信含冤致死后，杨坚的连襟北周明帝即位，为岳父建造陟岵寺。杨坚即位建新都时，无论从父辈们的友情或姻亲关系上都要对陟岵寺进行改迁。

　　另外一点值得说明的是，典籍中对西魏文帝、北周明帝所建陟岵寺以及北周武帝对陟岵寺的“立”都有明确的记载，而对隋文帝的“迁”却未见明述。笔者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不同于西魏文帝与北周明帝，陟岵寺迁址和更名的时间都在杨坚任相期间，其迁寺行为不被记入正史。如前述：“随文作相……于大象二年（580）。敕住大兴善寺。讲扬十地。寺即前陟岵寺也。”证明当年陟岵寺的搬迁和更名已经结束(迁寺至今一千四百二十八年)。

　　其二，陟岵寺的迁址是杨坚委托僧人灵藏所为。正如《续高僧传•隋京师大兴善寺释灵藏传》载：“藏之本师素钟华望。为太祖隋公所重。……移都南阜。任选形胜而置国寺。……乃择京都中会路均近远。于遵善坊天衢之左而置寺焉。今之大兴善是也。”所以，从事件的性质上讲，陟岵寺的迁址与更名是佛教内部的正常事务，而非朝廷公务活动。

　　（四）对大兴善寺前身“遵善寺说”和“舍卫寺说”的一点解释

　　对于大兴善寺建于晋武（泰始至泰康年间（265～289））其前身名为“遵善寺”之说，据唐卢纶（748～800?）《春日陪李庶子遵善寺东院晓望》：“阳峰高对寺，阴井下通云。”的描述，该寺的地理位置应该在某山的半山腰处。而《续高僧传•道宣•开坏创筑戒场坛文》关于：“维唐乾封二年仲春八日，京师西明寺沙门释道宣，……於京南远郊，沣福二水之阴，乡曰清官，里称遵善，持律众所，建立戒坛”的记载至少证明此时遵善寺已迁到遵善里（请参见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

　　而后者“长安大兴善寺本隋舍卫寺也”也并非空穴来风。《辩证论》十分清楚地指出该寺是为“隋上柱国武卫将军梁国公侯莫陈芮(造舍卫寺)所造”那么陈芮是何许人也？据《周书•侯莫陈崇、子芮》陈芮原为北周八柱国之一陈崇之子。侯莫陈崇字尚乐，代郡武川人，其祖先出自鲜卑别部。在征讨万俟丑奴时，侯莫陈崇单骑冲入敌阵，于马上生擒万俟丑奴，因功被封安北将军。贺拔岳死后侯莫陈崇归入宇文泰麾下，随后“三年，从擒窦泰，复弘农，破沙苑，增邑二千户。……七年，稽胡反，崇率僸讨平之。”“十五年，进位柱国大将军，转少傅。孝闵帝践阼，进封梁国公，邑万户，加太保。历大宗伯、大司徒。”保定三年，陈崇随北周武帝宇文邕过原州（今宁夏固原市），到了夜晚却又回到京师。人们感到奇怪，并猜测其原因，陈崇对亲信常升曰：“吾昔闻卜筮者言，晋公今年不利。车驾今忽夜还，不过是晋公（宇文护）死耳。”这句话立即被众人传开。武帝听到后，把所有涉及此事者都召至大德殿，当面责备陈崇。陈崇诚惶诚恐地谢罪。当天夜里，宇文护就派遣士兵到陈崇的住宅，逼着陈崇自杀。侯莫陈崇素以武猛而享威名，最终却因言语鲁莽而丧生。也许武帝正有杀宇文护之意，陈公的言论，恰巧暴露了秘密。总而言之，陈崇因一句话而沦为权力争斗的牺性品。所以，陈芮也仿效西魏文帝和明帝的做法，建造舍卫寺来安慰家父的在天之灵。“卓荦不群骨梗无辈。参谋王室首建义旗。去烦就简之功。佐命平暴之力。……”与《广弘明集•后周明帝修起寺诏》相比，这段近似于墓志的文字不仅如实地概括了陈崇的一生，而且，证明了以建寺的方法来慰藉冤死亡灵的方式已经明朗化，不需要以文字或其他的方式加以掩饰或寓意。不过到了杨坚把持朝政的时候，为了贵位之尊，就不免产生鸠占鹊巢之嫌。开皇三年“文帝移都多掘城中陵园冢墓徒葬郊野。而置此（初称灵感）寺”笔者认为，陈崇之墓大概就在当年被改葬于灵感（现青龙）寺。由于上述两说均与大兴善寺的前身陟岵寺没有内在的相承关系，在此就不再加以赘述。而北周明帝所建陟岵寺历史文化背景深厚，与大兴善相承关系密切，是理所当然的大兴善寺前身。所以，大兴善寺的建寺时间应以北周明帝元年（557）算起。算来至今一千四百五十一年。

　　综上所述，陟岵寺建造的根源始终贯穿着四条线索。一是源于北魏太武帝至北周武帝时对佛教的尊、毁运动；二是源于北魏至北周以来的傀儡皇帝与专权大臣间的专权与反专权斗争。如果说前述二条线索是陟岵寺建造的显性特征，那么，第三条线索就是与上述历史事件暗合的鲜卑文化与汉孝文化、佛教文化相互融合的隐性线索。第四，西魏帝文帝建造陟岵寺为北周明帝建造陟岵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但并非是大兴善寺的前身。而北周明帝元年（557）所建陟岵寺，与隋文帝所迁陟岵寺持有内在事件的连续性，是理所应当的大兴善寺前身。故说，陟岵寺建造的根源则是该段历史阶段上主客观多重文化因子的综合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