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揭阳有两位百姓爱戴的县令，一是刘业勤，一是许联升。他们在为官施政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为官清廉，一贫如洗；善于审案，刑罚分明；都有治理地方的才干，为民办实事；都积极倡导、主持过疏通县中溪河，造福百姓。这些，是揭阳人民永远缅怀他们的原因。当然，由于他们处于的历史阶段不同：刘业勤处于清朝乾隆盛世，政治较为清明，百业兴旺；许联升处于清朝开始衰落的道光年间，政府昏庸无能，列强势力开始入侵中国，国内经济萧条。加之个人性格和修养等的不同，他们又各具千秋。刘业勤清正严明，文学修养甚高，自律甚严，有包青天之称；许联升嗜好酒肆，貌<以“醉”而实不糊涂，真心为民办实事，有“醉侯”之雅称。
    
      刘业勤，广西桂平人。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任揭阳令，不久因家中父亲去世，按旧俗须回家“丁忧”，但没有钱财充当路费，后来得到县中一家当铺老板的资助始能成行。乾隆四十年(1775年)再任揭阳令。刘业勤在任期间，曾主持修筑桥梁道路，疏通溪河，赈济饥民。善于审案，明断刑狱，“人以包孝肃(即包青天)称之”。重教兴学，以培育人才为执政第一要务。积极倡建榕江书院，聘请有名人士到书院讲学，自己还经常到书院与师生一起讨论学习。揭阳的学术氛围很浓，邻县很多人都到揭阳求学。其人文才甚好，曾主持编纂《揭阳县志》。“其政事文章之通雅至今人能述之。”

      许联升，陕西人，道光间任揭阳令。据光绪《揭阳县续志》记载，其人“嗜酒而有吏才，虽大醉判决如流，两造(注：原告、被告)无不折服。”人们拿他和三国时期的庞士元相提并论。据说一日“醉侯”醉中聚集县中士大夫捐资，亲率差役疏通邑中大小溪河，使后来城邑免于水患。因此，“士民咸爱戴之”。道光十三年(1833年)，因得罪县中权贵被罢官。与刘业勤一样，因为贫困不能归返故里，因此只得在揭邑侨居1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