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追忆百年特色革命老人谭天度——代表中国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
时间：2009-07-01 |
|
|
|
谭天度是一位极受大家尊重的世纪老人。他生于1893年4月，1999年5月31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终年106岁。谭天度在1920年就开始参加革命，在其八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参与了许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活动，担负过许多重要的工作，同许多著名的老革命家并肩战斗过，同彪炳史册的各方面人物有过密切的交往。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说，谭天度经历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风云变幻，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在谭天度漫长的革命历程中，他不贪名、不求利，作风朴素，为人谦和，从不居功自傲。他的一生，既是革命和战斗的一生。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谭天度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已成为我们党的一份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极想知道，青年谭天度是如何在一个大多数人士还“在黑夜中探索”的年代，他已由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青年，成长为一个坚定地追求新文化事业，并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与社会制度、国家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以追求对中国治理药方的革命青年。青年的谭天度甘当一个推动历史车轮的马前卒子，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地奉献了宝贵的青春。
谭天度是广东高明人，与谭平山、谭植棠并称为高明的“三谭”。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三谭”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迎着时代潮流，学习和接受新思想，努力去探索救国救民的特色道路。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在神州大地上由波澜涟漪发展到惊涛骇浪，从古都北京（当时称为北平）波及到南国广州，在这种波浪相推相催当中，就有高明“三谭”的一份功绩。
1917年，谭平山和谭植棠考进北京大学文科，同去北大读书的还有乳源县的陈公博，而谭天度因为经济所迫，只能留在广州继续读书。是年夏季，谭平山和谭植棠从炎炎南国，千里迢迢地联袂奔赴北国古都求学。他们与谭天度告别的时候，三人曾到西关荔枝湾雇舟小游，一起把盏品茗，畅游珠江，并郑重约定，在今后的岁月里要显示各人个抱负，施展各人的擅长，但又要相互关照，互通音讯。四年后文学功底深厚的谭天度写了一首七绝追忆那次难忘的荔枝湾之游：
“荔湾风景胜蓬莱，前度同游永铭怀；
为问春色今何似？白李红桃正盛开。”
到达北平后，谭平山和谭植棠不负所约，把北平的反映新文化新思潮的进步书刊、报章、油印传单等源源不断地寄给谭天度。例如包括有进步刊物《新青年》和《新潮》。《新潮》是由陈独秀与北大的顾颉刚、傅斯年等青年讲师联合筹办的，谭平山也是加入《新潮》这个学术组织的首批成员之一，《新潮》创刊号一出版后谭平山即寄给了谭天度。由于《新潮》的文章大多具有“批语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字”，因而《新潮》很快便成为全国极有影响的进步刊物。远在南国广州的谭天度收到这些进步报刊、报章和传单后，马上在青年学生中组织传阅这些动态信息资料，有时他还利用课室讲坛，巧妙地向学生传播来自北京大学的新思想。在“巴黎和会”期间，谭天度还积极引导学生们去讨论“巴黎和会”的敏感问题，以激发青年学生对国家兴亡应负有的责任感。
1919年5月，近代中国爆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师生是这次运动的核心力量，其中谭平山、谭植棠都是这次运动的积极分子，并且跻身于中坚的行列。关于“五四”运动的前后经过。谭植棠很快就写信告诉了谭天度，其内容比起报纸上的报道更加真切详实。当时已被反动军阀逮捕关押起来的谭平山也不忘写信告诉谭天度，他能“光荣”关押，吃到了北平市民送来的白面包，说明“正义的事业，是得道多助，一定会胜利！” 谭天度收到好友谭平山和谭植棠的来信和邮寄的传单资料后，深受鼓舞，他当即将这次运动的确切信息在青年学生中间反复传播。而广东外交后援会直到5月11日才发出声援的通电，通告各界在当日下午一时举行“国民大会”（地点在近珠江边的东堤“东园”大草坪广场）。谭天度积极动员他任教的南武中学以及他兼职的和有联系的数间学校如坤维女中、八邑潮州中学的学生去参加大会。七月中旬，广州数十间学校的学生代表再一次在“东园”召开“国民大会”时，却遭到了桂系军阀莫荣新派出的数百军警的镇压。这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愤慨，谭天度在起草“国民大会”的通电檄文时，以犀利之笔，一针见血地指出：“北洋军阀段祺瑞不敢为者，不忍为者，一一出以桂系军人而不顾。粤民今日，惟有痛心疾首以对全国人民之公断。”
谭天度不仅亲身感受到“五四”运动的熏陶，并且在广州作出了其个人力所能及的宣传发动工作和对学生的组织工作。后来谭天度在《广东群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广东新文化事业之前途》一文，文中对“五四”运动在广东的传播和影响，以他自己的感受，作了为精辟的论述，写出了当时知识界的心声。他在文中指出：“新文化之意义，已尽人而知矣。自欧洲大战以来，各国事业，待改造创作者，千端万绪，风起云涌，蔚为新思潮，播为新文化，浩浩荡荡，波靡迁流，辗转以入于吾国，吾国人之当之者，或提防而壅塞之，或因势而利导之，各尽其所能，各行其所是，累日经年，其间是非成败之迹，亦己人所共喻。故今日要者，非新文化讨论之时期，乃新文化进行之时期。……京、津、沪、湘、浙各地有志之士，奋袂而起，酝酿演进，遂产生惊天动地之五四运动。”可以说，谭天度此时的思想境界已开始飞跃，开始接受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超越了一般民主主义者的思维。他认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追求是一种充满着希望的事业，“此事业。至伟大之事业也；此责任，至艰巨之责任也。长夜漫漫梦已甜，雄鸡一声天下白，吾道不孤，豪杰之士，当有闻风兴起者，则广东之新文化事业，正如旭日初升，其前途固有无量之希望也。”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有左、中、右派诸种人，也有落伍者和蜕变者，而年青的谭天度迎着大潮而上，在激流中奋勇拼搏，并且登高而望，拭目以看，以忧国忧民之心，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真理就是曾在欧洲徘徊的“幽灵”——马克思主义。到了20世纪80年代。90岁高龄的谭天度仍然能以清晰的头脑，科学地分析了当时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产生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他有一篇极有历史价值的文献，题为《回忆广东的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他在文章中精辟而简练地指出：“五四运动的坚强意志和彻底革命精神，锻炼了群众，造就了人才，促成了广东马列主义组织——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广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奠下了组织和思想基础。”这一段话，高度概括了当时的历史实际。
谭天度在广州的进步活动，是离不开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谭平山和谭植棠的帮助的。“三谭”虽然分处京、穗两地，但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他们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也是同步的。他们思想上所起的激烈变化，可以说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不久谭平山、谭植棠毕业后回到广州，“三谭”更是经常在一起并肩作战，共同前进。在这一时期，谭天度的思想又有了质的飞跃，开始真正确立自己的志向，把追求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毕生奋斗的目标。
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三人还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办了一个杂志《政衡》作为他们的宣传基地。他们将十多本创刊号寄给谭天度，要求他在广州知识界、学生界及亲朋好友之间广宣传分发，并告诉他《政衡》办刊的要旨有三个：“政治——主根本革命”；“社会——主根本改造”“各种问题——主酝酿解决”。《政衡》的这种宣扬激进民族主义的思潮，与谭天度的思想很合拍，于是谭天度当时为《政衡》写了不少文章，但《政衡》办了三期就结束了，这些文章后来都发表在《广东群报》上。《广东群报》实际上可以称为《政衡》的延续。《群报》是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三人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与谭天度等人一起创办的。他们凭着年轻人特有的充沛精力，以及他们追求真理的无比热忱，结果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创办了《广东群报》，社址设在广州市的第七甫路100号。谭天度不但参与了《广东群报》的筹办、组稿，自己也积极写稿、校对，还帮助发行。
《广东群报》创办后不久陈独秀从上海乘船经香港抵达广州。由于陈独秀与谭平山在北京大学时有师生之谊，因而陈独秀到达广州后，谭平山即与谭天度一起去拜访他，从此谭天度一有机会便向陈独秀请教问题，或与他探讨时势，或谈经论道，在这过程中，谭天度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陈独秀之所以到广州来，是以著名教育家的身份受陈炯明之聘，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当时孙中山先生很信任陈炯明，陈炯明初时也表现得很“革命”，对陈独秀提出的条件也大多欣然接受。这使得陈独秀可以在广东大力倡导新教育，他不仅积极在广东高等师范校址上筹办广东大学（即中山大学前身），还在机械工人较集中的广州河南区办起了机械工人夜校，校长是谭平山，谭天度和黄裕谦分任甲、乙两个班的班主任。由于谭平山还有其他社会活动，所以夜校实际上是由谭天度在负责。夜校的宗旨是“教授工人艺徒必需的知识，以增进工人的地位”，所以极受工徒的欢迎，广东工人运动也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谭天度在夜校的工作是毫无报酬的，完全是凭着他的热情苦干。陈独秀在开办工人夜校的同时，大约在1921年6月、7月之间，他还以省教育委员会的名义，在广州市高第素波巷创办了“省立宣讲员养成所”，公开招收社会青年和一些失业工人，全日制学习。陈独秀亲自出席讲座，讲习所的所长是陈公博，教务主任是谭植棠，谭天度被聘为教员，主讲《社会教育》。由于这些工作上的关系，谭天度与陈独秀的关系更加密切，陈独秀所住的“看云楼”内，少不了谭天度的足迹。而陈独秀对南国这个潇洒文雅、个子不高的谭天度也倍加垂青。陈独秀比谭天度大12岁，谭天度尊陈独秀为老师，陈独秀则当谭天度为执事弟子，两人无话不谈，其中谈得最多的是广东的乡土民风，陈独秀很赞许谭天度提出的近代史上广东“凡百事业，均能先人着鞭”。陈独秀自己也说，广东人得西方风气之先，敢想、敢说、敢干、敢闯、创造性很强，到广东“搞工作”大有希望。“搞工作”就是指在广东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在中共“一大”会上陈独秀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局书记，所以在9月份陈独秀便卸职返沪，谭天度去码头动别，并向陈独秀表明了自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当时广东省的党员仅有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三人，加上陈独秀是四人，另外还有二个是苏联来的。当党支部书记谭平山发展第一、第二批党员时，谭天度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间是1922年3月。从此，谭天度便正式确立了他人生的奋斗方向，以坚强的意志，开始了披荆斩棘的革命尝试。一项伟大的事业总须有人作先驱，先走一步，谭天度就是这样的人，他一步一个脚印，坚定不移地奋搏在时代潮流的最前面。可以说，青年谭天度的选择正好代表了中国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的理想和实践的方向。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