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台湾保钓运动资料图片。（供图：张钓凯）
当“新希望”变成“没希望”
我还好，考取了台大哲学系。我一进台大就参加了台大“自觉运动”社团，他们有一个刊物叫做《新希望》，一个学期出两期。我大一下学期就接任《新希望》的主编。当时一些同学非常热心，讨论这个问题、讨论那个问题、讨论中国前途。很肤浅，也很幼稚。
讨论来讨论去，我们觉得中国的前途必须重新回到新文化运动时的两句口号———“科学”与“民主”。所以我们就提出“重新扛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这篇社论是我写的。我们也介绍了一些国外自由主义和民主理论的东西，刊登了当时《自由中国》主笔、也是我老师殷海光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台湾当局的注意，《新希望》就被学校取缔了。“新希望”就变成“没希望”了。大家那种苦闷，可以理解。
《新希望》取缔之后，我们也陆续毕业了。林孝信到美国去。他是我们这一代的圣人，我们称他“和尚”。他在学校物理系读书，剃个大光头。他到美国之后，同学写信来讲，说“和尚”化缘了，暑假里开个破车子，然后全美去化缘。10元、20元、50元，多少不拘，要创办《科学月刊》。他带着一些理工科的同学，跟《新生报》的儿童月刊交涉，把儿童月刊的版面拿下来，做科学月刊———不是扛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吗？就把课堂上知道的一些科学理论和常识介绍给中学生。当时资讯没有这么发达，大概最快的资讯还是来自于课堂、教科书。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后来“钓鱼台运动”在美国的发展，和《科学月刊》有关。《科学月刊》也不是一两个人能办的，他们在美国大学校区里有很多编辑小组。这些台湾来的理工科学生，在美国各个校园区组成一个个编辑小组。他们怎么联系呢？要写些什么文章也不能重复啊！所以他们另外出了一个《科月通讯》。搞运动没有组织是没办法发动的，这就形成一个组织网。
我念研究所时，也参与了一个刊物。台大心理系的邓维桢拽着一些学文法科的同学，创办了《大学杂志》。按照台湾乡下的习惯，邓维桢毕业以后，他家里给了他一笔钱到台北创业，他就办了一个《大学杂志》。这个杂志后来办不下去了，赔到没有办法，几经接手，后来改组，杨国枢担任总编辑、陈少廷担任社长、邱宏达担任名誉社长。后来在“保钓”运动中，邱宏达等人写了大量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