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些人讲话，我看这样吵下去是没完的，就上去拿起麦克风。“没那么多啰嗦，”我说，“台大保钓会即时成立，赞成的人请鼓掌。”结果全场鼓掌。现场大概有几千人，一个体育馆挤得满满的。
大家就组织了“台大学生保卫钓鱼台委员会”，以（本科）大学生为主，我当时已经是研究所的学生，这个委员会就没有参加。等于用这样一个委员会，把那阵子的抗议示威缓和下来了。
抗议“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保钓运动期间，海外的学生也有寄小字报过来。有一些华裔学者去大陆访问后演讲的记录，讲大陆如何好。（会被警备总部查禁），但有时候会收到漏网之鱼。后来抓我时也提到这个东西，扣我个帽子叫“为匪宣传”。美国那边搞什么活动我们不可能知道，那时通讯太难了，没有电脑、不能上网，连传真机都没有。基本上两边各搞各的，有时候会有信件的往来，但就是航空信也得半个月。
后来又传出，1971年6月17日，美日将正式签订移交包括钓鱼台在内的琉球群岛的正式文书。消息来了之后，“台大学生保卫钓鱼台委员会”开始行动起来，一定要游行抗议。游行抗议在台湾是很严重的事情，当局不准，学生就非要。大家就半要挟当局，你不准我们就自行集会。这个总教官就向上面请示，说最好还是让学生去。我相信当时是请示到蒋经国，别人大概不敢做主。蒋经国当时是台湾“行政院副院长”，他说可以。
上面又层层交代下来几个原则：人数越少越好、路线越短越好、活动项目越少越好。我们就开始到宿舍去动员同学。也有教官反动员，说马上期末考了，大家还是读书吧，准备考试，人数够了，（其他人）不必去了。6月16日晚上，等于是游行抗议前的最后一晚，有一个教官讲，从军方传过来消息，明天一定不能去，上面已经指示，明天谁主张游行要逮捕谁。那一幕我是最深刻的。
当时有一个韩国侨生叫杜学域，他站起来说，报告教官，我主张游行，请逮捕我。结果全屋子的人一个一个站起来。大概那个教官是军方来的，不了解党部这边其实已经疏通了，当然也没有进行逮捕。
第二天就去了，学校用巴士带我们去游行。我们大概有一千人，自己有组织维持秩序的安全队。
我们坐车到“美国大使馆”，拿麦克风把抗议书念了、折好递交给他们。
抗议书是我写的。很短。对日抗议书、对美抗议书还有告全国同胞书，他们要我写。怎么写啊？不瞒你说，《告全国同胞书》我是模仿罗家伦的《五四宣言》的。罗家伦的《五四宣言》最后是“国亡了，同胞起来呀！”我也用这个结尾的。
抗议书的纸是从结婚签名簿找来的，把封皮拿掉，用它中间没字的部分，请毛笔字写得好的人来写。对美抗议书的内容大概是说，美国不可以把中国的领土随便给别国，日本领土扩张后，小心军国主义会再度复活。
递交了对美抗议书后，又游行到“日本大使馆”，再抗议。对日抗议书的内容和对美的差不多，谴责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都还没有赔偿、道歉，现在又要来侵占钓鱼台。
当时有人砸石头，我们还劝呢。游行抗议时有喊口号，一个是“中国人站起来”，一个是“打倒帝国主义”，大概就是这几个口号。当时在台湾唱歌都很难唱，因为很多的抗战歌曲不让唱，所以我们当时唱岳飞的《满江红》。那时会掉眼泪，大家都哭了，很气又无可奈何。唱得很齐。
我在这次游行中的角色是，负责总教官和学生间的联系，等于是顾问。从“美国使馆”走到“日本使馆”，再回来，大概花了一个上午，早上8点出发，中午回来。
这股爱国主义热潮，当局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可以镇压，尤其是当时参加过抗战的老国民党“立委”也都介入，在“立法院”质询“外交部”。这批国民党人都经历过抗战，一碰到日本问题都很敏感，所以当局不敢怎么处理我们。
后来就由蒋经国的表弟宋时选———那时的“反共救国团”执行长，召开“国家建设研讨会”。还在国民党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召集学生开了两晚三天的会，分两批，一批是研究生，一批是大学生。我是参加研究生的那批，苏起（2008年5月至2010年2月曾出任台“国安会”秘书长）他们参加大学生的那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