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革”初期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将军回忆说：刚开始时，谢富治还经常挨江青的批，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也不让他参加。后来陈伯达对谢富治说：“江青同志批评你是爱护你，正说明你是个好同志。”有了陈伯达这句话，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让谢富治参加了。谢富治还得意扬扬地将自己的经验告诉了傅崇碧（谢富治此时还担任着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对江青同志要尊敬，握手要用双手握。”傅崇碧闻后不禁感到愕然。在批邓问题上，傅崇碧曾劝过谢富治说：“过去小平同志是你的直接领导，对你那样好，你对邓应该是了解的。邓是上过毛选的。你批的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谢富治的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摆出老上级的架子说：“你没听说过的多着哩。”
在当年10月24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谢富治作了长篇发言，将刘、邓的“问题”分为历史和现实的两个方面。邓小平是谢重点批判的靶子，说：“邓小平到北京工作后，发展得很坏。他的错误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不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不接近主席，对主席没有感情、抵触，以至反对毛泽东思想。什么‘形式主义’、‘庸俗化’等等反对学习主席著作的谰言，不少是从他那里来的。”谢富治还建议将被批者的错误在更大范围内、起码在县团级范围内公布和批判。谢富治的这一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把批判打倒刘、邓的运动推向全社会。一个多月后，张春桥就指使蒯大富在北京搞起了“十二·二五大行动”，此后打倒刘、邓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涌向大街小巷。
从1967年起，由于谢富治的“突出”表现，他担任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成为中央军委的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军委办事组组长为黄永胜，副组长为吴法宪，成员有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1971年1月，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据宋任穷回忆，康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中，只有两个人是好的，一个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张春桥，一个是北京军区的政委谢富治。”康生的话反映了谢富治在林彪、江青两大反革命集团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的报纸历来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在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的报道中，谢富治在中央领导人的排名为第21位，一年后的1967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报道中，谢富治的排名升至第16位，1968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报道说：“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然后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等人。自周恩来起到温玉成，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名单，谢富治的名次骤然上升到了第9位。
迫害刘少奇、王光美的元凶
新中国建立后最大的冤案，当属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案。在制造这一冤案的过程中，谢富治是主要元凶之一。1966年12月18日，中央举行碰头会，对一些揭发刘少奇、王光美“历史问题”的材料进行研究，决定设立专案进行审查。鉴于当时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不便直接审查，便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谢富治担任了“王光美专案组”的组长，组员有江青、萧华、叶群，顾问为陈伯达。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不久被打倒，陈伯达的“顾问”一职实际上没有担任。谢富治虽名为组长，但却一直将组员的江青的意志奉为“旨意”，江青成了专案组的“太上皇”，一切都要过问，一切都要听命于她。
自1967年3月起，刘少奇的问题明显升级。3月21日下午，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与会人员时，正式决定将刘少奇所谓的历史问题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此后的刘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控制之中。
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中央并没有明确规定成立刘少奇专案组，但江青、康生、谢富治在实际工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同年5月，口头宣布把“王光美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的各种文件和报告中，却从来不用“刘少奇专案组”或者“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仍署名“王光美专案组”。这种令人奇怪的现象，反映出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人的做贼心虚。
诬陷王光美，目的是陷害刘少奇。江青、康生、谢富治不止一次地交代专案组：刘、王是一案，“不可分割”。他们将王光美定成“美国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谢富治在1967年10月对专案组人员讲话时说：凡列入专案的，都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员，要和这些人进行坚定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决不施仁政。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残酷。
1967年7月18日，北京及外地的上百个群众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外成立了“揪刘火线指挥部”，动员了数十万人围困中南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作为“揪刘火线”的最高指挥，7月26日和8月2日，谢富治还与戚本禹一道，两次亲自到“火线”看望，支持他们的行动，直到最后刘少奇的家被抄为止。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揪刘火线”被迫撤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