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是靠紧跟江青爬上来的，在重大问题上，谢富治是惟江青马首是瞻。1968年2月22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谢富治与江青、康生等人直接控制、指挥了刘少奇专案组，使它完全成为一个制造伪证、假证的机构。1967年10月23日，谢富治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会议上说：“刘少奇自首叛变问题，有个八九成；陆定一叛变自首，也是八九成，可能还是内奸。”不重证据而仅凭推测，就是这位公安部部长的办案逻辑。
1968年9月，谢富治指挥刘少奇专案组终于整理出3份所谓的“罪证材料”，送到了住在钓鱼台11号的江青的手中。经过江、康、谢3人在钓鱼台的紧张策划，把逼供而来的3份“罪证材料”综合改写成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最后经张春桥修改定稿。在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一个重要内容便是通过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批准了《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造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反“二月逆流”的干将
在“文革”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人迫害老干部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谢富治都非常卖力。1967年2月，谢富治参与制造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企图打倒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
从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每两三天召开一次。在2月11日的会上，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搞乱军队。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谢富治插话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一步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些老同志的正义抗争，被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诬陷为“二月逆流”。当时在会上只有谢富治发言为中央文革江青等人辩护，这获得了江青的欢心，她说：“谢富治是惟一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人，很难得。”这也使谢得到了毛泽东的好感，当毛泽东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3人“请假检讨”，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他们进行批评时，谢富治成为找徐向前谈话人之一。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开了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了围攻、批斗，谢富治在“政治生活批评会”上紧跟张春桥，说老帅们：“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复辟！”
批判“二月逆流”，使“四帅”、“三副（总理）”要么受冲击，要么靠边，要么被打倒，一下子倒了7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再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被排挤，刘伯承年老体弱，剩下的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5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有谢富治一人。于是，经毛泽东同意，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党的领导机构，名曰“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本来谢富治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不能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为此江青向毛泽东提出，要谢富治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回答说：成员不扩大，可以经常列席文革小组会议。谢富治就这样成为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一员。这个“碰头会”包括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加上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共计12人。谢富治是除了周恩来之外惟一一个国务院领导成员。
1967年4月上旬，军委扩大会议在京举行。谢富治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11日的会上，徐向前对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近3个月来的工作进行了检讨。陈伯达首先对徐向前开了炮。谢富治接着上纲上线，说：“你徐向前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徐向前回答说：“富治同志啊，错误路线我都承认了，你还要怎样啊！难道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吗？”
1968年3月，林彪等人策划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在这一事件中，谢富治成了“受害者”。3月24日晚，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驻京机关部队1万多人。林彪在会上讲：“……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这显然是林彪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诬陷之词，谢富治与吴法宪成了“杨、余、傅事件”中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