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看到供词后如获至宝，马上指示：“你们报告的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话就是个大成绩。”第二天，又迫不及待地指示：“要她写，要她写真的，明天就要她写，明天就要写好。”但因牵扯到的领导人太多，而朱德等领导人在中共九大之后又分别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谢富治不敢把这个荒唐的材料上报毛泽东，却要求封存起来，暂不销毁。直到党的九大后，谢富治仍对专案人员说：“要对它进行坚决斗争，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要防止暂时拿不到证据而把敌人放走，……不能轻易否定问题，不能不积极，不要消极，不要为敌人辩护，我担心你们出现这个错误。”最后，这个“惊世奇案”就不了了之了。
据《朱德年谱》记载，朱德在听说自己成为“中国（马列）共产党”的“中央书记”后，对家人说：“由他们去造谣吧。毛主席、恩来最了解我，只要他们在，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
“文革”刚一开始，身为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就策划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1966年5月，谢富治派出了由44人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一个月以后，工作组的人数竟增加到313人。6月5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及其他领导成员隔离审查、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72人被捕下狱。不仅如此，谢富治还伙同康生等人，指使、策动夺取了北京市的领导权，北京市领导干部13人遭到诬陷迫害，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邓拓和副市长吴晗等人被迫害致死。
谢富治还鼓动造反派接管公安事务。12月31日，谢富治与周恩来接见了北京政法学院造反组织“政法公社”。谢富治竟突发奇想，对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试点，把西城公安分局完全包下来，由你们去管。”周恩来愤怒地对谢富治说：“这是你说的，我不能同意！这事你决定不了，我也决定不了。这样大的事，要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还要请示主席批准才行。”谢富治还独出心裁，要把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卫戍区保卫部合并，改为卫戍区政治部的一个部，因毛泽东不同意才作罢。
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受到谢富治重用的军管会副主任刘传新掌握了军管会的实权。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军管会先后炮制出《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同时，谢富治还要求全国加快砸烂公、检、法的步伐。周恩来对此忧心忡忡，在接见山西代表时一针见血地斥责了谢富治的行径：“公安部把所有局长的权都夺了，只剩谢富治一个人，这怎么做工作？这是剜心战术。”
8月7日，谢富治与王力，这两个“七二O”事件“英雄”，各发表了一次著名的造反讲话。王力在接见外交系统造反派代表时，煽动要向外交部夺权，打倒陈毅，引起了外交部的大动乱，酿成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恶劣外交事件。这个讲话被称为“王八七讲话”。同一天，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发表了“谢八七讲话”，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
1968年4月，谢富治授意刘传新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名义，写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诬陷北京市公安局“长期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死心塌地为美蒋效忠”，是“反革命集团”。《报告》称“市公安局的特务间谍活动是在刘邓黑司令部的支持鼓舞下”，“在大特务彭真、罗瑞卿、刘仁的指挥下，遵照美蒋旨意进行的”。《报告》上报中央，于10月7日以中发（68）142号文件转发全国，成为谢富治等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根据，在全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在谢富治的煽动支持下，“砸烂公、检、法”成为当时造反派一个主要的口号，全国的公安机关都陷于瘫痪。谢富治在“文革”期间的各项罪行，以提出“砸烂公、检、法”这项罪行波及面最广、造成的危害也最大。在公安部，谢富治伙同康生制造了“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等冤案，将225名干部、工人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走资派”，47人被捕入狱。公安部除了副部长李震、政治部主任施义之外，所有的副部长、正副局长、大部分处长都被逮捕、关押，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尽管周恩来愤怒地斥责谢富治的行为是“剜心战术”，但谢富治仍召见公安部处以上干部，宣布“夺权的大方向完全正确”。后来，周恩来多次要求谢富治解放一批公安部的干部出来工作，谢富治都不理睬。
全国的公、检、法机关被强占，监狱遭到冲击，甚至有人提出“打开监狱找左派”，广大公、检、法人员遭到揪斗、迫害。据统计，“文革”中除西藏外，全国公检法人员中有3.4万余人遭到打击迫害。其中被逼死、打死的1200余人，打伤致残3600余人，拘捕判刑1300余人。
在所谓的“破四旧”中，谢富治也是毫不将法制放在眼里。1966年8月，北京首先掀起了“破四旧”的狂潮，打人、抄家的恶浪波及全国。林彪在8月18日的讲话中鼓动红卫兵“大破四旧”。谢富治紧随其后，在甘肃、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竟然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局务会上，谢富治又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报。”在谢富治的鼓动下，“破四旧时”，街道干部、派出所干警带路，红卫兵冲进去打人、抄家，警察在外袖手旁观，防止被打者反抗。由于谢富治的煽动和纵容，北京打死人的情况非常严重。
1971年2月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公安部的工作有了好转。1970年12月到1971年2月11日，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公安部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周恩来到会，对谢富治进行了严厉批评，作了重要讲话，传达毛泽东“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指示精神，明确指出新中国头17年的公安工作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绝大多数公安干警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周恩来的讲话传达后，一部分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陆续回到部机关，公安部恢复了对地方公安机关的联系和业务指导。
结局
在“文革”中劣迹斑斑的谢富治，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能够继续危害社会。1970年，谢富治经诊断患有胃癌。此后，他的活动明显减少，6月，其公安部的工作移交给李震。9月10日，即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三天，周恩来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了原经常参加议事的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12人外，今年如遇重要政策问题，还拟请董必武、朱德、叶剑英3人参加；正在休养期间的刘伯承、谢富治2人不拟通知。这说明，此时谢富治的身体已明显不支。
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3月29日，谢富治的追悼大会举行时，天安门广场、新华门等处均降半旗志哀。悼词称谢富治的死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谢富治、康生进行审查。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谢富治的两个审查报告，决定把康生、谢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消这两人的《悼词》，并开除党籍。他的骨灰匣也被请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揭下了覆盖的党旗。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6名主犯之一。
谢富治人虽已不在，但仍未逃脱人民的审判，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