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满足广大观众对电影《鲁迅传》的期待心理,陈白尘在1962年8月又对剧本的第五稿作了部分修改并易名为《鲁迅》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在1963年出版,这是剧本的第六稿,至此,电影剧本《鲁迅传》的创作终于告一段落。而《鲁迅传》摄制组在1964年也被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借口“摄制组腐烂了”为由下令解散,⑧这一汇聚国内电影界众多明星的历史巨片就此夭折了。
五、一点结论
拍摄电影《鲁迅传》不仅组成了阵容豪华的创作组和摄制组,汇聚了国内一流的剧作家、导演和演员,而且也得到了官方的高度重视,可以说预想中的电影《鲁迅传》将会是一部历史巨片。但是这部历史巨片却命运多舛,仅仅完成剧本的定稿工作,还未来得及正式开拍就夭折了。
现在看来,这部预想中的历史巨片恐怕在电影史上还不能称得上是一部站得住的巨片,因为作家对鲁迅银幕形象的塑造深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制约,没有能创作出一个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出鲁迅银幕形象的优秀剧本。
拍摄《鲁迅传》源于周总理对“大跃进”时期上海市委领导人在《红旗》杂志提出的“超越鲁迅”这一口号表示不同意见,上海市委落实总理指示开始筹拍,可以说从一开始创作《鲁迅传》就被作为一项向建党四十周年献礼的重要政治任务,而且是一项“中央亲自抓”的政治任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负责创作剧本上集的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在“固辞不获”的情况下不得不“战战兢兢”地开始创作⑨。
陈白尘在接受这一创作任务之前,曾因为在“奉命创作”的描写古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剧本《宋景诗》中比较如实地按照历史记载和调查访问所得的资料进行创作,而被某些政治人物斥为“歪曲农民领袖形象”并受到极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他对于这次的“奉命创作”非常谨慎,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和顾问团团长夏衍的讲话精神进行创作。夏衍要求创作剧本时必须“以毛主席对鲁迅的评语为纲,以中国革命为背景,写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和思想上经历的变化”;另外,“党的领导,特别是党对文艺运动领导的一条线”“应该写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夏衍、邵荃麟等领导人在阐释他们对鲁迅的定位时,还批驳了胡风、冯雪峰等人曾发表的一些关于鲁迅思想的言论,这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以及两派之间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恩怨不无关系。从陈白尘在《鲁迅传》座谈会上的发言不难看出,陈白尘在构思剧本时面对创作组搜集的众多访谈资料只能选择能突出上述两点的资料进行创作,甚至为了迎合这两点要求而虚构了一些历史场面。
陈白尘的女儿陈虹在为父亲的回忆录《对人世的告别》一书撰写的序言《父亲的故事》中这样描述陈白尘创作《鲁迅传》剧本时的情景:
由于被塑造的人物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因此把关者除上海市委外,更有中宣部的诸位领导。父亲的手被众人牵制着,他不敢去描写鲁迅的常人情感与凡人生活,也不敢按照写戏的规律,赋予他一定的性格。一层层的审查,一遍遍的修改,父亲已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写到最后,鲁迅到底是人还是神,连他自己都糊涂了⑩。
值得注意的是,陈白尘按照夏衍在顾问团会议上对剧本创作所提出的两条要求,有意在《鲁迅传》剧本第二稿中比较突出鲁迅的革命色彩,把鲁迅写得“高”了,并通过李大钊和陈延年与鲁迅的谈话来重点写出党对鲁迅的领导,但是却未能得到广泛的认可特别是官方的认可。
从《〈鲁迅传〉座谈会记录》的内容可以看出,与会的众多人士包括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对陈白尘创作的《鲁迅传》上集剧本第二稿在肯定其成功之处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另外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虽然也提出了不少的修改意见,但是也肯定了剧本的成功之处。
总之,不仅与会的专家学者,包括夏衍、林默涵等文化界领导人都没有否定这一剧本,但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提出的不少修改意见则决定了剧本的命运。周扬的意见非常尖锐地指出了陈白尘剧本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实际上基本否定了剧本。
这是因为陈白尘按照夏衍的要求虽然在剧本中通过虚构的情节有意拔高鲁迅,突出鲁迅的革命精神,以及鲁迅和共产党的亲密关系,从而写出共产党对鲁迅的引导这一主线,但是剧本通过虚构的情节所塑造的鲁迅的形象也因此显得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