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的校舍
梁庄小学已关闭将近十年了，不知谁把原来的字改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残破的两层红砖楼，几年几班的牌子还没有摘下，楼下二年级1班和2班的教室都关着两头猪，水泥地面上猪粪和泥水和在一起，臭味和着教室里陈年潮湿的气味从门口涌出来。升国旗的地方只剩下水泥墩，看门的兴哥说，国旗旗杆在几年前被校长卖废品了，“旗杆是不锈钢的，能卖100多元钱。”兴哥和老伴在院里种上了大葱和小油菜，“地硬，原来全是砖地，可不好刨。”老伴抱怨着。教室的窗玻璃大都被打烂了，兴哥老伴说，有的窗框也被调皮孩子扒走了，“啥都给你整得稀烂，要不是我们看着，大门都叫人扒走了。”
兴哥有时能赚点小钱。他牵着一头猪出去配种，猪一路叫着，泻出的猪粪撒在院子正中的路面上。出去一会，兴哥把猪拴在旗墩子上，忙着给客人倒水喝，“村里有几户盖房子，猪没处放，就圈这里。”
兴哥把暖壶和杂物都放在石碑上，“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是他在猪槽下面找到的，他用刷子刷了好长时间，上面的字才显现出来，下面的落款是“教办室、梁庄村全体村民，一九八一年秋”。
曾在这里教书的老民办教师万明记得，1981年国家开始资助农村教育建房（校舍），现在的两层红砖楼是那年盖的。小学规模最大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年级至七年级，有六七个公办老师，200多个学生。
但梁庄小学已经有十来年没学生了。学校自动关门，一部分学生被家长带走了，一部分不够班，“当时说的是留下一二三年级，其他的到镇上去。后来乡教办室不再派老师，学校也就散了。”
无以为继的农田
给梁鸿的爷爷和三爷上坟时，梁鸿的父亲梁光正揉了一把眼睛，说：“你爷，1960年让集中去养老院养老，去的时候好好的，能说能唱，还提着个小夜壶，去了4天，躺在席上回来了。人死了，硬生生饿死了。”
1960年前，梁庄的梁家人有200多口，1960年饿死六七十人，几乎每户都有人死。梁光正记得，一切东西，只要不是生产队分的，就算树上的树叶都被吃光，“其实，那时候哪有树叶，1958年树都放光了，农村连一棵树都没有，所有能烧的东西都拿去炼钢烧了。人都饿得像鬼一样，到处烧东西。”
到1981年、1982年，人民公社体制即将消亡，联产承包开始推行。梁庄一直是“人多地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均一亩半地，现在人均8分地。庄稼一年种两季，小麦一季，接着种绿豆、玉米、芝麻、烟叶等经济作物。因为地少，收成不够养家糊口，20世纪80年代之前，梁庄几乎家家挣扎于贫困线上，一到春天就断粮，闹“春荒”。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梁庄人开始大规模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做工人，当小工。梁鸿的哥哥梁毅志就曾去北京打工。在1994年4月1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春风满面的我再次踏入了北上的火车，充满了美好的幻想。马路两边随处可见‘北京欢迎你’的巨幅标语，这古老的都市是那样地热情，那样地好客，那样地欢迎你！”到北京后第二天，因为没有暂住证，“让派出所的先生们给请到了公安局，旋于下午送至昌平收容所。四周全是高墙，高墙之上更有电网横于其上……今年再在北京干一年，以后无论如何再也不来这个地方。”
提到那个时候出去闯天下，梁毅志笑起来：“我还带了一辆山地车回来，那时候要600多元钱。”
据他了解，近几年，在外打工的梁家人约有320余口，年纪最大的60岁，在新疆当建筑工，最小的15岁。
“村子好像突然败了一样，看着凄凉地很。”梁鸿的父亲梁光正说，原来村里有1000多口人，“现在进村不见人，死了人都没人抬。找不到年轻人抬、挖坑弄啥。”
如今梁庄的土地也多是老人在种，梁光正算了一个明白账：一个人8分地，一般种麦子和玉米，一亩麦子最高产量800斤，玉米1000斤，都合8角钱一斤，一年才见1400元。再算投资，麦子一亩地得200元钱，犁地上肥料就得300元钱，总共700元钱能把庄稼收到家里来，这还是好年景，按最高的产量算。一亩地一年挣700元钱。
少年奸杀案
2006年1月23日，当地的县公安局到镇上高中把正在上课的王家少年带走了。这成为梁庄十几年间最令人震动的大事。原来就是他杀害并强奸了梁庄82岁的刘老太。此时，距刘老太被害已近两年，距公安局驻梁庄调查案件也已有9个月。
王家少年被抓后，他的供词也很快传到了梁庄。那天晚上，从学校上完夜自习回来，王家少年打开电视机和DVD机，从哥哥的抽屉里翻出了一张黄碟看。看完之后他就睡觉了。半夜一点钟起床小便后，他到刘老太所住的小屋，先用砖头、锄头将其杀害，然后，实施强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