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安局排查的9个月里，王家少年每天早晨从家里去上学，晚上回来睡觉，没有任何异常举动。据当时上课的老师讲，被抓的时候，王家少年非常平静，没有说话，也没有反抗，还把桌子上的文具、书收拾整齐，好像早就等着这一天似的。
梁鸿走访村民得知，王家少年性格内向，从不和同龄人玩。虽然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他的学习倒是一直不错，是学校培养的尖子生，白白净净的小伙子，不多说话，看着也面善，从不像其他孩子一样逃学、上网、打游戏。大家都还想着，王家终于要出个大学生了。
梁鸿和五奶奶聊起这事的时候，五奶奶“呸”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说：“要是我是他妈，就直接让公安局把他枪毙了，要他干啥，太坏了，太残忍了。”她言语非常激愤，和梁鸿父亲及老支书梁兴隆的语气一模一样。
通过重重关系，梁鸿终于获得探视王家少年的机会。面前的年轻人单薄、瘦弱，仍然是一张少年的脸，连胡须都没有———看到他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单纯、善良、内向的孩子。甚至，还有些教养，梁鸿忽然无法张口，眼泪模糊了她的双眼。回到村庄那么久，听了那么多悲痛的故事，她都没有哭出来，可是，在面对一个杀人犯时，她一下子崩溃了，“谁能明白，那一天天没有爱的日子汇集成怎样的呐喊？……”她后来写道。
“害就害在九几年（上世纪90年代）之后，绑架、黄色录像、抢劫……慢慢出现，到2000年以后，才开始听说黑社会啥的……”梁光正也叹气，“早些年（上世纪80年代），人们还比较安生，哪有这些个事？”
除了被判死刑的王家少年，梁鸿采访的巧玉媳妇也曾是被看不起的人，前夫还活着的时候，她就和村里另一个男人相好上，双双去了深圳打工，然后和前夫办了离婚。可当她听说前夫脑血栓中风在床时，巧玉两口子马上就回来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俩天天推着前夫到街上去打针、看病，两个人照顾着一个臭气熏天的人，认认真真地服侍着，一直到前夫发病去世。
回忆中的梁庄，总是温暖亲切的。梁鸿的大姐还清楚记得，上世纪80年代过年，家里总要做一大锅烩菜，姊妹几个每人要给村里人端一碗（条件好的要端饺子，一般就是萝卜烩菜），别人家也会让孩子端一碗烩菜送回来，这样端回来就是一锅百家饭。平时家里有点小隔阂的，这时候都不能太计较，“如果两家都不端菜了，那这两家的关系就等于断了，”梁鸿大姐说：“这些年已经没有这样的习惯，家里都没有人了。”
礼尚往来，谦卑宽厚，善良诚恳……这些古老的道德依然深得乡人的尊重。“在乡村，这种东西它会越来越少，因为整个乡村的文化处于一个颓败状态。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文化，在这几十年里其实在慢慢地破坏掉。”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一书中禁不住感慨。
土葬之恋
谁没有往土里埋的那一天？
梁鸿的大伯“老道义”是梁庄最早的大学生，先在县城高中教书，后来为支援家乡建设，被请到镇上教书，他和梁鸿的父亲一样倔犟耿直，口头禅就是“做人要讲道义”，于是人们背地里都叫他“老道义”。
2004年，“老道义”得肺气肿去世。但去世前，老人就说，不想火化，一直念叨着怕疼，哪怕出点钱也行，他给村支书也说，希望有完整的尸首，见不得烧那样子。
“老道义”的儿子万会十分为难，在梁庄，一种是半夜偷偷埋掉，亲人来了不敢哭出声，这是给了支书一些钱；另一种是出钱完整地埋，钱直接交给支书，但也不能太明目张胆，民政上的人知道了不好办，还得花钱。
“老道义”去世的时候，上面正盯得紧，县上的人也跟过来，不火化不行了，但又不能违背老人的遗愿，儿子万会后来就想了个办法，没火化之前，就让阴阳先生把父亲的手指甲和脚趾甲剪掉，保存起来。火化回来后，把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里，指甲放在四肢旁，还做一个完整的躯体形状，他曾安慰自己：“这也算是个囫囵人。棺材一抬，肯定形状散了，可又能咋办？只能是去去心意。”
但到了火葬场，父亲头上蒙着的黄纸老往下掉。儿子万会抬起来盖上，一会又掉了，后来才发现，是父亲的胳膊压住了，“是不是他嫌疼啊，所以提示我。”隔了这么多年，万会想起来还是难过，“我当时就哭了，爹是不情愿啊，我把他胳膊重新放好，说：‘爹，我也是没办法，现在政策这样，你多谅解。’”
“老道义”的骨灰是偷偷埋掉的，亲人们哭得声音都很小，只是抹眼泪。万会说，原来大队说要给村里找片地，盖个房放骨灰盒，但这么多年也没有见动静，“在农村根本推行不开，猴年马月也不行，没这个风俗习惯。”
乡村出路在何方
村庄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关注的一种对象，大概只有100年的历史，中国古代资料里存在的是官方的“里”和“社”。现代以来，包括延安时期，人们利用民间的剪纸、喜剧进行宣传。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以村庄为题材的大部头小说《艳阳天》，这些在历史上都是很难看到的。梁鸿采访的人物故事，则大多发生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间。
《中国在梁庄》的写作集中在2010年上半年，中间有段时间梁鸿写不下去了，“有的时候，连我自己都很难相信，这些故事背后隐藏着这么多的痛苦！为什么乡村走的是一条死路？难道中国的乡村就一定要按照全球化的模式来发展吗？身处强大的现代化旋涡当中，乡土的中国在逐渐终结吗？出路到底在何方？”
2010年11月，《中国在梁庄》出版。梁鸿的大姐看完后对梁鸿说：“你写的家乡很真实，可是你也应该看到好的一面，过去连文盲都解决不了，现在你看有吃有喝有钱花；过去咱妈有病，每一分钱都要靠自己拼，你看现在国家掏一大部分，医疗解决多大问题……妈现在活着该多好……她一天福也没享过。”
梁鸿无以辩驳。她总想起年少时，寒冷的夜晚，吃过晚饭，一家人早早躺下，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父亲躺在母亲的脚头，抱着常年瘫痪的母亲冰凉的脚，给她捂暖，梁鸿姊妹们躺在另一张大床上，盖着破烂单薄的被子，相互挤在一起取暖。窗外清白的月光照进来，父亲悠悠唱起“胡凤莲，站舟船……”（豫剧《海棠泪》段落）悲哀与温暖一同流到心里，这一场景成为梁鸿心灵永远的底色：凄凉，悲伤，但又有难以言传的温暖。
74岁的梁光正，以自己大半个世纪的乡村经验和思索，帮女儿完成了采访，《中国在梁庄》出版后，尽管视力还很好，老父亲却始终不愿意看，他说“看了心头难过……”
一直到《中国在梁庄》频繁获奖，梁鸿的心情还是很复杂。2011年1月6日，她去领奖，发言那一刻，梁庄熟悉的亲人和乡亲，一下都涌到了眼前，她含着眼泪，有点哽咽：“我激动又难过，激动的是因为这本书，很多人关注了乡村；难过的是，因为这本书，我获得了一点名声，但对我家乡的人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梁庄，没有任何改变。”
改变乡村，寻找中国乡村社会的生存之路，这几乎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执著的追求———费孝通的“江村”、晏阳初的“定县”、梁漱溟的“邹平”、陶行知的“晓庄”，温铁军的定州“翟城村”，都是乡村调查的范本———梁鸿的梁庄，还远没有结束。
（注：作家梁鸿所写“梁庄”与文中人物、地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