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今后不论是谁当“总统”，谁当“部长”，都得考虑，一旦贪腐，将会激起强烈的民愤。今后，哪个官太太，还敢像吴淑珍那样穿金戴银，招摇过市？这场运动使反贪腐在台湾成为“主流价值”。
文章摘自《名流沧桑》 作者：叶永烈 出版：河南文艺出版社
走进台北市中心一条窄窄的弄堂，两边高楼夹峙，使弄堂更显得细小。就在这条普普通通的弄堂尽头，住着威震台湾的百万红衫军总指挥施明德先生。
我对施先生心仪已久，无缘得见，何况他又正在病中。2007年12月19日那天上午，在台北采访了红衫军副总指挥、前台湾“立法委员”简锡堦先生，谈毕，试探着能否联络施先生，因为他与施明德先生过从甚密。简先生当即拨通施主席（施明德是民进党前任主席，他的朋友们都习惯于称他施主席）的手机。没想到，施先生非常爽快，一口答应，当即约定下午到他家拜访。
摁响了门铃，一位身穿黑色T恤、胸前印着白色倒扁图案的女子前来开门。进屋之后，施明德先生便迎了上来。六十六岁的他黑发中夹杂些许白发，看上去气色不错。
我注意到他家大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只有一个字——在“囗”之中写着“施”。施先生说，这是一个自创的汉字，他定下这个字的发音，念“是”。
我问他自创这个字的含义。他说，即施明德自囚之意——“施”被囚于“囗”中。
他为什么把自己囚禁于家中呢？那是2006年8月12日起，施明德在台湾发起百万人民倒扁运动，要求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应为其亲信及家人相关的诸多弊案负责，并主动下台。由于参加者一律穿红衫，被人称之为“百万红衫军”。2006年12月7日，“国务机要费”案进入司法程序，红衫军总部希望民众暂时回归正常生活，施明德基于对人民的承诺“陈水扁不下台，决不停止抗争”，宣布自囚。直至2007年4月1日，施明德结束自囚，为二次倒扁做准备。
施明德非常豁达，又非常健谈。他就他的经历、台湾的政治以及红衫军运动，一口气谈了两个多小时……
红衫军运动始末
我请施明德先生谈谈他是怎样发动红衫军运动的。
施明德回答说：“其实我并不是第一个站出来的人。在我之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邱毅号召过民众上街头，亲民党也尝试过，他们都没有成功。我不得已站了出来，上百万人响应，形成了红衫军运动。当年，蒋介石在台湾阅兵，也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他那六十万大军，是分散在台湾各地的。即便全部集中起来检阅，也没有这么多呀。何况我不是政府在发动，又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只是个人登高一呼，就有一百多万人自愿每人捐一百元钱，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红衫军运动。这样的运动，社会学者列为研究的课题，一些教授、博士已经着手研究。红衫军运动的广度与深度，是事先所没有想到的。在运动开始，我用台语发表讲话。很快就有人提醒我，我的演讲并不是只讲给台下的人听，而要通过媒体的转播，有几亿人在听，很多人听不懂台语，所以我后来都是用国语发表讲话。”
施明德话锋一转，说道：“其实，我在领导红衫军运动的时候，内心是痛苦的。因为在反对两蒋的时候，我理所当然。而红衫军运动所反对的，是我自己曾经领导过的党。尽管我在2001年离开民进党，但是我毕竟担任过民进党的主席。但是，我超越了自我，超越了民进党，也超越了台湾。”
他回忆说：“对于我来说，2006年确实很痛苦。我看到陈水扁的太太这么贪，看到他的女婿这么胡作非为，我真的很看不起他。你大钱都拿了，为什么连这点小钱也要贪？以前，陈水扁见到我很客气。就连2006年1月15日我的六十五岁生日，他还问我的助理，生日那天会不会邀请他。后来，当媒体接连揭发陈水扁的贪腐，我看不下去了，我挣脱了革命温情主义，写了一封信给陈水扁，对他进行批评。两天之后，《中国时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我的这封信。我公开站出来批评陈水扁。从此，开始了红衫军运动。”
施明德说起他是怎样出任红衫军的总指挥的：“我不是现任的民进党主席，我也不是现任的‘总统’，我没有法定的权力。我是靠我的影响力，组织起百万红衫军。有人嘲笑红衫军是‘乌合之众’，这正是表明了红衫军是群众自发、自愿的组织。红衫军实行总指挥制。直到最后一刻，我才同意自己出任总指挥。我曾经考虑请别人担任总指挥，因为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去担负如此繁重的工作。但是大家一致公推，我只好接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