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明德特别强调了权力与影响力的区别。他说：“权力很容易使人堕落。权力的挥霍与滥用，就导致贪腐。人家问我，你怎么领导百万红衫军？我说，我没有权力，我用的是我的影响力。权力是有限的，影响力是无限的。”
施明德说：“我是不得不走上街头的。其实，即使是像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也会爆发街头抗争。比如，1963年，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为了维护黑人的人权，带领二十万群众走上首都华盛顿的街头。在英国，在其他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群众抗争运动。所以红衫军运动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
他指出：对于陈水扁这样的当权者，民众是心存怀疑的。权力如果没有受到制约，没有受到监督，就会走向腐败。
他又说，“同党未必是同志。我当过民进党的党主席，对于他们我都很清楚。我敢于站出来，揭发他们的贪腐，这当然是需要勇气的。陈水扁你执政没有经验，你无能，我还可以帮助你。可是，你置清廉于不顾，我怎么还能忍耐下去？起初我表示沉默，但是沉默的时间是有限的。沉默就是背叛。如果我沉默下去，在我生命结束的时候，就无法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我必须在关键时刻坚持原则。我不追求官位，不追求权力。但是不能昧着良心容忍腐败。我站出来，反对贪腐，以致后来红衫军运动风起云涌。”
施明德对我强调说，在红衫军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他所坚持的原则，就是和平非暴力。他说：“在那段时间，多少人对我说，占领‘总统’府。对于我来说，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百万人包围‘总统’府的时候，就连守卫那里的宪兵也表示对于红衫军的支持，那时候抓陈水扁易如反掌，我也曾心动过。但是，非暴力的理念支持着我。陈水扁现在吹牛说，他当时不怕。他怎么会不怕呢？当时，他把儿子、女儿、孙子统统送到国外去，就是害怕红衫军嘛。我坚持对民主体制的忠诚，我不会突破那最后的一道防线。我对那些劝我占领‘总统’府的人说，红衫军运动既然是和平非暴力的，我不能因为我力量大——上百万人——就去施用暴力。群众起来倒扁，就是因为陈水扁堕落了，陈水扁迷恋权力，用权力换取个人的私利。”
施明德说，按照“丛林法则”，拳头的威力是最大的。“虽然我拥有那么大的拳头，我却不能诉诸暴力。不然，我跟陈水扁还有什么区别？你看看，当时从空中拍摄的照片，百万红衫军把陈水扁的玉山官邸团团围住，红色是那么鲜艳，这就是人民的力量。”
施明德以为，红衫军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人民。“我一开始就提出，以‘一百万人捐一百元’开展这个运动，因为这是一场群众运动，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是无法进行的。广大人民自觉自愿参与红衫军运动，表达自己的反贪腐诉求，显示了人民的强大力量，这是成功的关键。”
施明德提到了那难忘的一幕：2006年9月9日，百万红衫军第一次聚集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忽然间，大雨倾盆而下。“我当时坐在地上，我没有穿雨衣。雨越来越大，工作人员开始给大家发雨衣，我不穿。在大雨之中，我站起来，走上台，群众都看着我，打算离开队伍躲雨的群众都一个个回到原位，坐了下来。迎着风雨，岿然不动。如果当时群众在大雨中溃散，就会影响士气。经过这一场大雨的考验，红衫军成了钢铁队伍。可以说，那场大雨是对红衫军的洗礼。”
施明德是一个充满幽默感的人。他回忆说：“很多人问我，当时为什么不穿雨衣？我说，像我这样坐过二十五年大牢的人，还怕什么？日晒雨淋，风吹雨打，算什么？我是‘土鸡’，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饲料鸡’。”
说罢，施明德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
我告诉他：那时候我在上海，天天看台湾电视新闻，天天看到你率领红衫军在街头抗争。最使我感动的是，面对在风雨中岿然不动的百万红衫军，你跪了下来，那一瞬间我的心震颤了！
施明德对此回忆说：“当时，我是准备说些话的，表示对于广大人民的感谢。可是，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在当时，任何语言都不足以表达我内心的激情。在风雨之中，那么多的群众加入红衫军的队伍，情绪是那么高亢。我被深深感动。我只能感谢上苍。我坚信，公民的意识，公民的力量，一定能够战胜贪腐的陈水扁当局。在这一刹那，我跪了下来，我泪洒现场，很多人也泪洒现场。”
红衫军运动在华人世界中是空前的。施明德指出：“我不让族群对立、统独对立再污染台湾。在红衫军运动中，我坚决不让党旗进来。我不允许把蓝绿之争、党派之争带到红衫军里来。我以为，红衫军要有最大的宽容度，只要你赞成反贪腐，赞成倒扁，你就可以进红衫军。所以红衫军是最大最广的人权运动。就红衫军而言，心中已经没有党派，只有是非。红衫军是超越党派的组织，所以红衫军团结了最大多数的人民。正因为这样红衫军具有最大的包容度，所以创造了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施明德回顾红衫军运动，认为意义有四：
第一是在台湾开启了一个反贪腐的时代。百万红衫军上街反贪腐，不光是给陈水扁严重的警告，今后不论是谁当“总统”，谁当“部长”，都得考虑，一旦贪腐，将会激起强烈的民愤。今后，哪个官太太，还敢像吴淑珍那样穿金戴银，招摇过市？这场运动使反贪腐在台湾成为“主流价值”。
第二是证明了在台湾有强大的民众力量。以前有人以为，台湾人经济富裕了，精神堕落了，只关心个人发财，对社会事务、公共事务不关心。红衫军运动表明，台湾人民没有堕落，没有不关心社会、不关心政治。百万人冒着风雨，冒着烈日，主动上街反贪腐，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