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证明了台湾人的公民素质是高的。百万红衫军虽说来自四面八方，但谁都遵守纪律，遵守和平非暴力的原则。群众运动是很容易失控的，在法国、在南非，都有过这样的事例。但是，在台湾，我们的红衫军运动，从头至尾没有流过一滴血，这清楚显示了台湾人民的政治素质。
第四是华人世界共同经历了这场盛大的斗争。不论是中国内地、香港、澳门，还是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那么多华人都关注、参与这场历史盛会，对台湾人民的反贪腐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正因为这样，红衫军运动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台湾。红衫军运动在华人世界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大家团结一致反贪腐。
我问起一个有趣的问题：把大拇指朝下，这个已经成为台湾家喻户晓的倒扁“招牌动作”，其“发明人”究竟是谁？
施明德立即很干脆地答复：“是我！”说罢，又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这个“招牌动作”，不仅动作鲜明，而且画成图案，正好是一个朝下的“扁”字——这个图案也就成了红衫军的标志。
我说，当时我在电视中还看到一个台中的妇女，理了个“倒扁头”——把后脑勺的头发剪成倒扁图案。
施明德大笑道，群众的创造力真是非常丰富。
坐过二十五年大牢
施明德对我说，他曾两度被捕，坐过长达二十五年的监牢，直至1990年5月20日才结束漫长的囚徒生活。他说，那四分之一世纪时间的囚禁，是被囚的，而这次则是自囚。说罢，他开朗地大笑起来。
施明德1941年1月15日出生于高雄市盐埕区一个医生家庭。父亲施阔口笃信天主教，在高雄开设“慈德堂汉医诊所”，是高雄市知名中医。施家有五个儿子，施明德排行第四。施明德曾经就读于陆军炮兵学院。毕业后在小金门任炮兵监测官。
施明德早年极度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他至今并不讳言，当年他强烈主张台湾应当脱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宣布“独立”。1959年，十八岁的他发起成立“台湾独立联盟”。
1962年，施明德在高雄密谋发动兵变，“台湾独立联盟”的一位成员向当局自首，致使施明德被捕并被判无期徒刑。狱中他遭受了严刑拷打，满口牙齿都被打掉，脊椎也遭受重创。
1975年蒋介石去世，政治犯大减刑，施明德于1977年得以出狱。施明德重获自由之后，仍从事“台独”活动，担任台独派机关刊物美丽岛杂志社总经理。1979年12月10日，国民党当局镇压《美丽岛》杂志。当时，吕秀莲（今台湾“副总统”）、陈菊（今高雄市市长）在底楼被捕，而施明德从二楼逃跑。施明德请一位牙医朋友为他“整容”，仍无法逃脱警察的追捕。逃亡二十六天之后被捕，又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李登辉就任“总统”后，颁布“美丽岛事件的判决无效”，施明德于1990年5月20日获特赦出狱。
施明德告诉我，当年在监狱中，曾经四年半没有见过阳光，没有见过星星月亮，双脚没有沾过泥土，完全没有放风。他的皮肤由于见不到紫外线变得不正常的雪白。他笑道：“那时候我是被放在冰箱里‘保鲜’！”
施明德说，你下定决心，用绝食表达你的抗议，你的反抗就不那么痛苦。他说：“我在狱中，坚持绝食长达四年零七个月。2007年2月，我到美国进行体检，当护士把橡皮管从我的鼻子里插进去的时候非常惊讶，因为我没有强烈的反应。如果是一般的人，会感到极度不适。那是因为我在狱中绝食，他们天天用鼻饲给我灌食品，我被插管插了三千多次了，早就‘习惯’了。”
施明德对我说，能够坚持绝食那么久，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有坚定的信念。这样，我就断掉了想吃的念头，就如同把食欲水龙头一样关掉了。狱方想尽办法引诱我，每天送菜来，牢房里充满菜的香味。结果还是原封不动端回去。他们又在我的牢房里贴上各种菜肴的画片，什么扣肉呀、西餐呀，还不断换这些画片。当时，我由于长期绝食，肚子已经没有饥饿的感觉，所以这些引诱的办法都没有奏效。
施明德还说，在我绝食的过程中，许多医学观念被打破：比如，医生认为，人一旦不吃东西，血糖就会降低，就会产生饥饿的感觉。我没有饥饿的感觉。又说血糖降低后，人会昏迷。我坚持绝食那么久，从来没有昏迷。我的神志一直很清楚。我可以慢慢地站起来，一步步很缓慢地走过去。我一直非常清醒。我长期绝食，头发掉了许多。那时候，要用放大镜看报纸。有人说，长期绝食会产生严重的后遗症，特别是对肝脏会有严重影响。当时，我为了自己的信念，什么都不顾了。今年我六十五岁，很多人都说我不像长期坐过牢的人，更不像长期绝食的人，如今我看报纸，不用戴老花眼镜，我的头发也黑油油的。但是，我的肝确实出了毛病。
我问起他的身体状况，他坦然答道，人总是会生病的。“我是在2006年7月才查出肝癌的，肿瘤零点七厘米大。遵照医生的意见，用激光烧掉肿瘤。一个月后——2006年8月12日，我就走上了凯达格兰大道。在那里，风餐露宿三个多月。”
我说，台湾多风雨。在红衫军运动发动遭遇大风大雨，你又患肝癌，我们都为你的身体担心。
施明德笑道：“一个人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最好的养生之道，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