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世界革命，张闻天不认为存在世界革命的形势，认为现在已经不是世界革命的时代。即使人们最为瞩目的东南亚，他也认为那里的民族民主革命并不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不存在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形势。那时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实在谈不上革命形势，1959年的批判者便将批判集中于亚非拉地区。一位主管亚洲地区的司长说，印度土地问题未解决，工业发展速度减缓，工资逐年下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越走越窄，对帝国主义依赖日益加深。民族主义国家阶级矛盾尖锐化，统治阶级走向反动，不可避免地对内要反共独裁、对外要反苏反华，放弃和平中立路线，“这使右派、中间派丧失威信，便利共产党上台。”他们批评张闻天看不见那里的革命形势。
事实表明，在上世纪50年代，张闻天已经看出，战争和革命不再是时代的主题(尽管他还没有使用明确的语言点破这一点)，国际战略和外交界的主流也已经感觉到了张闻天持有这种看法，而且不能容忍这种看法。他们急切地批判张闻天，战争和革命的理论果然就愈益大行其道：公开提出了要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而且“战争引起革命”，世界革命形势已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毛泽东：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966年10月25日。)
三
同世界革命形势估计紧密相连的，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主义国家应该如何认识、应取何种政策的问题。
张闻天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看，不能再说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大部分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后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权实行民族改良主义与和平中立政策，具有进步性，还有相当的生命力。在短时期内，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还不大可能树立起政治上的领导，还看不到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经过人民革命胜利的道路而进入社会主义。因此，不能搬用中国革命的经验。对这些已经由资产阶级领导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不能搞共产党领导的通过武装斗争推翻现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应该采取有团结有批评、主要是争取和支持的政策，支持它们走中间道路，争取同它们长期和平共处。他告诫一定要严格遵守五项原则，对这些国家的工作不宜要求过高过急，不要勉为其难和强加于人。他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相应结论需要修改。
1957年张闻天到驻印度尼西亚使馆视察，发现不少人觉得印度尼西亚形势大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联合苏加诺，力量强大，乐观情绪弥漫。因此他强调，人民民主革命不是印度尼西亚今天的任务，印度尼西亚民族民主力量还不占压倒优势。政局如何发展，现在就下结论未免太早。苏加诺如果走得太快，会被人推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离参政还早，离领导政府更远，要安心长期做反对派。他特别强调：不要把中国革命方式搬到印度尼西亚使用。印度尼西亚国内革命力量的发展问题，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不要介入，不要受激进华侨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配。不要在那里搞群众运动，不向驻在国做政治宣传，文化宣传不要过分。我们的计划如偏高了，将来不好收拾。争取让华侨能够长期生存下去，正当的权益得到保护。
1958年和1959年，一些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出现了明显的摇摆。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伊拉克相继采取了某些反华反共的措施。按照毛泽东“不怕鬼”的方针，中国同尼赫鲁这个“半人半鬼”进行了一场严重斗争。毛泽东说：“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毛泽东文集，第八卷，51页。)在此形势下，张闻天多次发言并在外交部务虚会议上集中阐明观点，认为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摇摆，正是他们执行的中间路线的特点。尽管摇摆，只要坚持中间路线，就不能影响民族独立运动继续向前发展的总趋势。中间路线还有一个时期的生命力。各国共产党不能太急，既要反右(不划清界限)，又要反“左”(急于搞人民革命)。我们对执行中间路线的国家，仍应承认其两面性，不因其摇摆而动摇。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对此是怎样批判的呢？一位司长说，应该剥夺民族主义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应该强调他们的民族改良主义没有前途，应该加强夺取领导权的斗争。另一位司长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已经日益尖锐”。还有人说，“民族主义国家不仅是摇摆，而是发展了反动性”(不久这些国家就被列为“反动派”)。张闻天关于印度尼西亚形势的讲话被说成不许人民革命，关于华侨工作的讲话则是提倡卖国主义。随后一大批民族主义国家就被公开戴上“反动派”的帽子而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一同划入应予打倒之列。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被称为“反动派”的国家发生过人民革命而被打倒。相反，张闻天被批判之后仅仅过了六年，就出现了血腥的“九三○”事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几乎被斩尽杀绝，千万左翼人士人头落地，苏加诺被逼下台，华人华侨横遭池鱼之灾，印度尼西亚同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外交关系中断长达23年。张闻天不幸而言中。
四
张闻天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主张对外保持缓和的理性的姿态，反对一味高调斗争。对于西方世界，他主张接触，争取国际合作，不赞成自我封闭。这些也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的表现。外事会议的总结发言就把张闻天“偏重于缓和、和平共处、联合、让步”当做批判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