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8年起，中国曾经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例如批判南共纲领，中断同日本的一切来往，同赫鲁晓夫争论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金门打炮，同印度“大闹一场”，等等。这些行动都有各自起因，但是结果都使局势更加紧张和动荡。毛泽东认为，“紧张局势比较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有利。(关于国际形势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416、409页。)
张闻天则主张缓和局势，而且认为我们争取缓和的态度事关重大。“世界局势并不决定于美国一国。它紧张，我们不紧张，也就紧张不起来。”(在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5月22日。张闻天年谱，1059～1060页。)对美国，他也认为“并不是一点妥协可能也没有”(在布拉格使节会议上的最后发言。张闻天文集，第4卷，301页。)。因此，对于所有导致紧张局势加剧的行动，张闻天都是消极的。他的一些未被接受的建议，都是倾向于对外表现缓和一些的。例如，对于涉台事件不必事事抗议，对于中印边界采取较易为印方接受的解决方案，在批判南共纲领以后也尽量同南斯拉夫维持国家关系，等等。
有一个释放美犯问题。1956年底周恩来访问印度，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建议并转告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意见，希望中国政府提前释放正在服刑的10名美国罪犯。周恩来觉得可以同意，让驻印度使馆电告国内，要外交部提出意见报中央审批。张闻天和外交部其他副部长也都同意。不料毛泽东大为震怒。他说，美国人一个也不能放，关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愈是印度讲情就愈不放。他还严词质问，你们外交部究竟是北京的外交部还是华盛顿的外交部。在1959年的运动中，张闻天释放美犯的这一主张被提到了崇美、恐美、亲美、讨好美国、对美国有幻想的高度，当做右倾机会主义的例证而大加批判(其实也就批判了周恩来和外交部其他副部长)。
张闻天认为，在当今世界上，“每个国家要发展和进步(甚至要生存)都必须同其他国家和人民进行合作”，“完全的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张闻天文集，第4卷，280页。)他1950年就向中央建议早日同英国一类国家建交，1954年又建议同英国不搞半建交而直接互派大使。对进入联合国问题，他主张采取积极态度，在驱蒋问题上采取灵活做法。对待西方经济、科学、文化成果，他持积极开放态度，1948年就曾将外资经济规划为新中国六种经济成分之一，1958年又建议举办国际博览会以引进国外设备技术。他还建议加强翻译出版西方国际问题著作。他认为，外交不单纯是国际斗争，而且还是国际合作。
张闻天的这一整套主张，显然同“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此前的“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等方针背道而驰，在1959年的运动中都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证。
五
1959年运动另一个批判重点，是张闻天对所谓现代修正主义的态度。
1958年5月中共发动对南共纲领的批判，中南关系骤冷。张闻天努力设法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中央外事小组的会上，他反对在国际会议场合采取同南斯拉夫对抗的方针，主张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之间的会议和活动可以让南斯拉夫参加。1959年运动中批判说，这是混淆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原则区别。
1958年随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口号的提出和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自以为中国在革命建设理论和实践上均已领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绪滋长弥漫，毛泽东甚至说，我们即使准备好了也不进入共产主义，以免苏联脸上无光。张闻天认为这是骄傲情绪和大国主义思想，再三给以抵制和批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书出版后，国际书店积极向国外发行，在不少地方受到抵制。张闻天批评说，发多了。他要求收缩，严格控制。对于所谓“吹风”，即向外推销总路线，张闻天强调不要“王婆卖瓜”，强调“吹风”不能了解为单方面的，我们也应该虚心听取人家的意见，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缺点。针对世界革命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之说，张闻天在布拉格使节会议上郑重地说，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认为政治思想中心已移到北京，“为首不是自封的”，“我们也不应当、不需要去争取”。(在布拉格使节会议上的最后发言。张闻天文集，第4卷，304页。)
1959年对“张闻天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的批判，在正式的党史、国史、外交史著作中都没有记载。其实，这次批判是件大事。其意义主要不在于给张闻天个人添加了又一项莫须有的罪名，把他的外交路线说成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在于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对和平外交路线的首次大规模系统挞伐。它高调树立世界革命战略的旗帜，在理论政策上为“左”倾外交扫清道路，使支援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在实践中进一步压倒和平共处路线。在这次批判以后，外交部内外气氛紧张。起草外宾(例如古巴格瓦拉)访华公报稿时连“和平共处”这样的字眼都不敢写。(见《外交纪实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121页。)当时内部发行的《辞海》未定稿，也是连“缓和”这样的词条也没敢收。在这次批判三年以后的1962年，又开展了对“三和一少”的批判。从此中国外交加速度地“左”倾，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公开提出，推动世界革命终于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现实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