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冯文所谓毛想让柯取代周，这就更离奇了。冯文又云：是书记处否定了以柯代周。可能吗？如果真有以柯代周之事，不成，退而求其次，把柯补为副总理，不碍事吧！可是，次年（1959年）换届时，在16名副总理和16名副委员长中，没有柯的名字。事隔7年之后，到了1965年1月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柯才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时6个大区的第一把手，两位任副总理，两位任人大副委员长，两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史实告诉人们，1958年的“以柯代周当总理”之说不能不归于主观的臆断。
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周恩来身边的秘书卫士们、柯庆施身边的陈文等老同志，都证实没有听到过毛有一丝一毫的“以柯代周”之意。连一位对柯很有意见的南宁会议与会者也说：不论在会内，还是在会外，都没听见过“以柯代周”。——我渴望能有更多的资料来证实、证伪这一问题。我分析，冯文说书记处否定“以柯代周”，可能是张冠李戴了。八届五中全会后，举行过一次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柯等七八位政治局委员都没参加。会上挽留过总理，但压根就没有“以柯代周”之说。历史啊，只能一是一，二是二。
如何评价柯庆施？
如何评价柯庆施？确实是有难度的，但这不是世界难题，不是哥德巴赫猜想。只要肯花功夫，一定会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此，我建议：
第一，要投点力量研究。不管冯文的观点怎样，单是批评冯对柯研究不够，我想，冯是会接受的。冯文说柯庆施1962年向毛泽东进言：《海瑞罢官》是借古讽今。白纸黑字必须要有根有据。1966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讲得很清楚：“要害是罢官，发明权是康生的。”冯既然是从“毛泽东的好学生”的角度批柯，怎么能不读毛呢？我曾以“柯在1962年前看没看过吴晗的《海瑞罢官》”为题，咨询了7位熟悉柯的老同志。回答是：“没有”，“不可能”，“《海瑞罢官》在北京横竖没演几场，他要是看过，会跟我们讲的。他62年没提过《海瑞罢官》，62年后也没提过《海瑞罢官》这回事。”冯文还说柯“严禁”传达1962年周恩来、陈毅的广州讲话。我认为，冯先生只要稍作调查研究就不会这样写。“严禁”传达？我就听到了嘛！不过我听的是传达的传达。我，性别男，年龄23岁（1962年），工作单位是上海社科院学习室，职称是研究实习员，政治面貌为非党，传达地点是上海市陕西北路186号二楼小礼堂，传达时间记不清了，传达人是院党委书记李培南。有些人可能知道，广州科技会上周恩来讲的“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中央有人不同意，上海因此没有广泛传达。有史为证，不让传达的人不是柯庆施，而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不研究就批判，不好；不研究就不点头不摇头不表态，也不好。
为了研究，建议成立一个小组或两个小组，实体最好，虚体也行；官办最好，民办也行；能拨经费最好，不拨经费也行，只要态度上支持就好。既然柯的名字常常在一些书刊文章中被捎带上，说明他还被人们记住，受到世人的关注，如今研究某一个历史人物的社团多如牛毛，请再加一个“柯研会”吧！趁着熟悉柯的历史的老同志还健在，能把史实说清楚。再不研究，怕是更难讲清楚了。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杨心培等人说过：“在有人要编《中共上海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时候，市委书记陈国栋请示邓小平：‘柯庆施怎么样？’邓小平说：‘柯庆施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就是脾气不好，得罪了不少人。’于是这部上海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就不编了。”市委曾为此发过一个文，有些人看到过，如今，杨心培已去世了，陈国栋住院，医生不让见了。像这样的情况，再拖下去就没法调查研究。岁不我与，必须抓紧时间研究，历史的责任与自然的规律都不容人们再“暂缓”了！
第二，要充分展开讨论。由于各人所处的角度不同，所观察到的侧面不同，所占有的资料多寡不同，对柯的认识就不一样。拿我来讲，我从来没有近距离的见过柯老。过去我只知他身体高，鼻子高，地位高，水平高；只听到有关他在农村蹲点与百姓一样吃萝卜干；他身患数疾仍坚持与农民一起割稻打谷；他把给他送礼的局长骂走，这个局长紧张得跌了一跤；困难时期，他为了解农村真实的情况，每到一家就揭锅盖看等等小故事。近来为写这篇文章，东打听，西走访，东看点书，西借点资料，深知很不齐全。人无不有局限性。亲柯者有亲柯者的局限性，疏柯者有疏柯者的局限性，反柯者也有反柯者的局限性。可是，局限性是能够突破的。只要坚持多角度、多侧面地知识互补，观点碰撞，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历史地看待柯的全部历史，相信很快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引下，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结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把远看的、近看的、高处看的、低处看的，加在一起不就是庐山全貌了吗？再去掉“错觉”，不就能识“庐山真面目”了吗？我主张开一次、几次、十几次讨论会，出几本不同看法的评柯的书，互相商榷，切磋琢磨，定有益处。
第三，要历史地看问题。任何行为都是历史的产物。任何个人都摆脱不了政治主流的制约与影响。比方说1958年的浮夸风，在上下左右都说亩产万斤时，你能说“亩产五千”就算老实多了。“据1958年7月30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第24生产队的一块试验田，放出了一颗早稻高产的卫星。平均亩产达10597．8斤。”当时全国各地都有人喊“亩产万斤”，可是上海就没说。据杂文家蒋文杰回忆：“大跃进开始的时候，《中国青年报》上登了河南的小麦丰产县亩产1800斤。我看了报纸就兴奋地去找柯老。柯老说：‘你不要那么随便相信他们。’”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的陈扬回忆：“1958年8月9日上海的《新民晚报》刊登一条消息：上海县鲁汇乡红旗社一个生产队创出早稻亩产2000斤的高产新纪录。柯老看到这颗‘卫星’，认为不可信。他让我连夜通知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以及《文汇报》等本市的大报，这条消息不得见报。”金平的文中引用李富春在1965年讲的一段话：“在大跃进中，全国各地区中上海的损失较小。”耐人寻味！“损失较小”，用形式逻辑推理，就是损失不大，就是赞扬；但是，“损失较小”，用形式逻辑推理，就不是没损失，这也可以理解为批评。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我们总不能因为上海也登过“早稻亩产2000斤”就大骂柯老“极左”吧！当然，我们也不能掩盖上海有“早稻亩产2000斤”的轻微浮夸。“出淤泥而不染”，这是艺术夸张的诗句，莲籽上或多或少会有一点泥的，真要吃的时候还是得洗一洗的。在几十年的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活中几乎没有“出淤泥而不染”者，否则，两点论就无效了，否则，辩证法就失灵了。我们“不可以苛求于前人”。中国有位伟人说对自己只能“三七开”，还有位伟人说对自己能“四六开”就不错了。这正是伟人伟大之所在，是评价党史人物的楷模。这位讲对自己“四六开”的伟人曾经指出：“柯庆施同志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不可磨灭的贡献，全党和全国人民永志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