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接着怎样呢？
阎：尽管江青严厉地斥责，但我心中无鬼，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仍然照常工作，可江青对我的态度变了，一个星期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发文件。这期间，恰好杨银禄又回老家奔丧了。1968年1月8日晚，杨银禄奔丧归来，第二天上午我即领着杨去见江青（杨还未单独见过江青）。我报告说：“江青同志，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只得没趣地离开了江青办公室。
向：当时心情很乱吧。
阎：当然啊。就在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汪东兴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然后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你是我挑来的。”我也很坦然，认为自己既没历史问题，也没现行问题，表示不怕例行手续。送到警卫连连部，汪东兴就走了。
向：汪东兴后来怎么跟你说呢？
阎：从此汪东兴再也不来了，直到“文革”后汪东兴告诉我：江青后来不让他管我的事了。
向：到警卫连就没事了？
阎：事大了。当时老婆孩子还在北京看病、休息，可我不能回去见他们了，也不能告诉他们我为什么不能回去。
向：一个在别人眼里可以“通天”的江青秘书，一下就变成被警卫战士看守的人，你能接受吗？
阎：怎能接受？但也没办法啊。1968年1月9日这一天，我沦为“阶下囚”，对我来说终生难忘：一年前，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身边时也是1月9日。
向：在警卫连还算比较宽松吧？
阎：开始几天，虽被看管，但并不知道自己要反省，就开始读《毛选》和历史书，心想不叫当秘书，就回去搞我的历史研究嘛。反正当秘书也不是我要来的，而是组织上分派的。大概是被隔离的第三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在看书。”陈伯达操着浓重的福建口音说：“你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又慢慢地说：“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坏人……”把这三个人连在一起并称“坏人”，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时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炸了，这不把我看成“特务”了吗？
向：你这时感到很害怕吗？
阎：当然害怕，而且心里怎么也想不通，王力、关锋、戚本禹怎么都成了“坏人”呢？我怎么是他们安插在江青身边的“钉子”呢？那时我想：江青以及陈伯达，你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现在连和你们一起“战斗”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打倒了，这不是自折“股肱”吗？说实话，我当时把他们都看作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左派”，没有什么分歧的……
向：政治就是这样，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阎：我当时年轻，又很单纯。在江青身边工作一年，我尽心尽力去做了，但不能让江青满意，叫检查就检查吧。于是我冥思苦想做检查，可是检查什么呢？又想不起什么错，而且我在心里一直是忠诚于江青的。过了十多天，大概是1月23日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我谈话。一开始，姚文元对我说：“你看今天谁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指陈伯达，陈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这是指谢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这是指杨成武）……”姚文元没说自己。他说这些话，意思是向我表明：对你要采取措施了。
向：你想到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
阎：当时我还没有想到会坐牢。心想，我这样一个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竟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人来找我？我只觉得头在嗡嗡作响，不知说什么是好。这时谢富治对我说：“江青同志对你不错嘛，你应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什么问题……”我也没怎么听清，只模模糊糊觉得他是劝我老实交代问题，我连连点头说：“好，好，我有什么就交代什么。”接着，陈伯达又让我按照他的口授，给我妻子写了一封信：“××：我因公出差，把一些文件忘在家里了，现派人来取回。你们住的地方，按照组织的安排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