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本来不是出差，你怎么这样写？
阎：这是陈伯达口授要我写的，我只能照着写。第二天，我被告知：“给你换个地方。”这一换，就被换到秦城监狱去了。
渴望提审，可以与人对话
向：此前你听说过秦城监狱吗？
阎：没听说过，“文革”后才知道秦城监狱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我是1968年1月24日深夜，由两名荷枪实弹的战士押着，乘一辆吉普车到秦城监狱的。
向：你说说刚进去的情形吧。
阎：一进去就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当时我穿的是军装，登记后换了黑色的囚服。棉裤也是黑色的，没有扎带。
向：“没有扎带”是防止囚犯自杀吧？
阎：应该是的。等我换好了囚服，监管向我宣布：“你今天被收监了，你的代号是‘6820’，以后就叫你‘6820’，你要答应，知道吗？”我说知道。为什么是这个代号？大概我是1968年第20个被关进来的“犯人”吧。
向：当时你想给家里写封信吗？
阎：想啊，我跟站在门外的哨兵说：“同志……”可我这两个字刚一出口，就听到一声大吼：“谁是你的同志？”我不敢再说什么了，心想，以后连“同志”也没有了。我住的是单身牢房，有六七平方米大小，靠墙放着一张不到一尺高的小床，床上有脏兮兮的被子和褥子，墙边还有一个便池和洗脸的小池子，房顶上是彻夜亮着的灯……待在这里面，看着这些东西，脑袋涨得斗大，一点睡意也没有……
我后来知道，就在当天深夜，对我还布置了一次小规模的“抄家”，到我爱人和孩子的临时住处，翻箱倒柜，搜身检查。当时我爱人和孩子是从山东农村来北京看病的，住在钓鱼台北面警卫连家属探亲宿舍。此次“抄家”，虽然利用了我写给妻子的那封信，但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向：“抄家”之后，对你妻子和小孩采取了什么措施？
阎：连夜由警卫部队送到北京东郊通县空军机场招待所软禁起来，一关就是几个月。到了5月麦收前，在我妻子再三要求下，才把他们送回山东老家。
向：回老家后怎么样？
阎：全家在农村成了“反革命家属”，各方面都受到歧视和限制。大孩子13岁，初中没读完就被赶出学校，被勒令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掘地、挖沟，什么都得干。我要特别感谢我妻子，当时有谣言说我劳改去了，也有人说我跑到苏联去了；好心人劝她，为了孩子的前途应与我离婚，但她坚决不离，辛辛苦苦抚养着两个孩子。1968年秋天，妻子和她的妹妹，带着我小儿子找到钓鱼台，钓鱼台不让进；找到《红旗》杂志社，《红旗》也不管……
向：你在秦城没受苦吧？
阎：皮肉之苦倒没受过（只被罚站过一上午），但精神的折磨足以使人崩溃。在狱中，我有两点体会最深：一是“人是社会动物”，离群索居是不行的，而单身牢房是对人最致命最残酷的折磨；二是“脑子是思维器官”，它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不会停止思想，越想越想不通，越想不通越想，如此恶性循环，难受死了。想看看书、看看报吧，没有，连我进监狱时带的《毛选》合订本（是林彪送的）都被没收了。直到1969年4月“九大”召开以后才稍有好转，给我每天发一份《人民日报》，每月发一本《红旗》杂志；还把没收的《毛选》退给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