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这个农场是劳改农场吗？
阎：不是。西洞庭农场是一个很大的农场。它始建于1955年，总面积100多平方公里，农作物主要有水稻、棉花、甘蔗等。农场干部、职工以及家属，共有三万多人，有十多个分场和一个农科所。每个分场和农科所都有小学、初中，总场还有一所从小学到高中的学校；还有糖厂、纸厂、医院、商店；驻场单位有税务所、银行办事处、粮店、邮电支局等，是一个相当完备的小社会。
向：你是北方人，会干南方的活儿吗？
阎：农场领导很照顾我，把我的家安排在农科所。我不会干水田活儿，就不要我到水稻班，让我到棉花班劳动。农场还特别为我订了一份《湖南日报》，每个星期让我学习一天；生活上需要什么，农场都给我买。我的被褥、蚊帐以及安家用的锅、碗、瓢、勺等，基本上都是农场给我买的。
向：你的“结论”什么时候下来的？
阎：1975年11月，北京终于来了人。对我的结论主要有两条：一、说我妄图用假材料（指我送给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负责同志；二、包庇“五一六分子”吴传启、林聿时（此二人系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层干部，一个是哲学所学术秘书，一个是《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都是关锋的朋友，他们三人合作写文章，署名“撒仁兴”，名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处罚是“留党察看一年”。
向：你签字了吗？
阎：这完全是妄加的罪。专案组逼着我签字，我想不通。我把那位演员的信转给江青阅示，说我有缺点有错误，影响了江青的身体和工作，我承认，但说是“陷害中央负责同志”，我不能接受。专案组见我不肯签字，这时又把江青抬出来说：“这是首长定的性……你的问题就是这个性质。”我自知辩解也无用，江青还在台上，为了能安排工作，我违心地签了字。
向：你的问题有了结论后，在农场生活有变化吗？
阎：在作结论前，农场党委书记覃正彦曾跟我说，等作了结论，你就到农场党委宣传部去工作。他见中央专案组给我作了这样一个结论，不便安排在宣传部，就和农场党委安排我去农科所学校教书。
向：你教过哪些课？
阎：我教过初中数学、政治。粉碎“四人帮”后，我还当过农科所学校校长。直到1978年，我才调去农场宣传部工作。
向：农场党委对你是很器重的。
阎：是啊，我永远不会忘记西洞庭农场！我这次来湖南纯粹是为了看看当年的老领导老朋友。我跟人说：西洞庭农场是我的第二故乡，这是我的肺腑之言。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农场党委坚决支持我要求平反。我的案子后来转到中组部，中组部又把案子转到《红旗》杂志社。《红旗》杂志社党委在1979年9月终于给我“彻底平反”，并决定调回《红旗》。
向：终于柳暗花明了。
阎：对这一结果，农场党委和职工都非常高兴，纷纷向我表示祝贺。这时，党委书记覃正彦亲自帮我解决了妻子和两个儿子的城镇户口问题（即所谓的“农转非”），而这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农场职工看到这种情况，都问覃正彦，你来农场这么多年了，没安排自己一个亲友，为什么对阎长贵这么热心？覃正彦说：“他是好人！他太老实了！”
向：其实老实人的悲剧往往是悲壮的。
阎：所谓“不让老实人吃亏”，其实是一种安慰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