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英华:戴着镣铐跳舞
记者:从少年时代开始至今,你就与晚清以来人物和旧事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可不可以理解为你的一种“末代”情结?
贾英华:前不久,一位友人曾打来电话对我说:这可以视作世纪末的百年情结。二十多年前偶然的接触注定了我一生的契机。一九九零年那场官司最后以我胜诉告终,并写入了中学教科书。法律界的人士说从没见过这样写书的,为佐证一段话能采访十几个人;为写一本书能在十年间采访三百多人。那些年我北到东北长春,南到云南,东到蓬莱,完全业余自费。光是毛泽东接见溥仪这个情节,我就采访了二三十人;为找到李淑贤身世的证据,我找到了当年朝阳区派出所民警陈静波;为采访到曾在北京植物园与溥仪吃住在一起的刘宝安,我利用婚假时间一路采访,与老人同吃同住感动了他,终于把文革中险些烧掉的多封溥仪书信赠送给了我。后来我回京后还有时给他寄钱,直到书出版寄去退信,才知老人去世。
我认为文史作品的灵魂就是其真实性。在这方面,我是反对凭空虚构的。我写作最大的苦工夫是挖掘最珍贵的独家史料,再进一步是研究透这个人物,运用娴熟的文笔描述,只能在这个圈内“跳舞”。实际,这是一种非常被动的、难度非常大的“舞蹈”。七八年前就有专业评论家写文章评论我太苛求真实了,如写溥仪那天出门我会查日记查气象--“他身后没有留下惯常的身影----”很简单的一句话,我都是力求建立在一个真实的基础上,即那天是阴天。难怪有人评论我是“带着镣铐跳舞”,自己给自己制造难度。
我想,真诚是待人的态度,真实是写书(文史作品)的态度;真诚能打动人,真实能赢得读者。
贾英华:请历史做一个评判
记者:近几年文坛兴起隐私风潮,不是自爆隐私,就是揭人长短,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贾英华:关于这个问题我毫不讳言,我原来的书名叫《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大揭秘》,为了使其更严谨些,改称《解密》。“揭秘”是一种俗称。它本意是想使人们了解真实的史实。我想,对于文坛的“隐私风潮”要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论之。对于有些作家为了耸人听闻,故作媚态,迎合世俗,不惜胡编乱造历史,或一味追求“离谱”的猎艳猎奇,这样的东西没有生命力。作品的灵魂是真实,不在于你起什么题目,而在于你是否持一种客观的历史态度。所以我反对文史作品的故弄玄虚尤其是无中生有的编造。但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疑案”,去“解密”是应该的。这不但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也是作家的责任。
记者:据说这本书曾要通过竞拍的方式出版,为什么又取消了呢?
贾英华:原来想采取竞拍方式出版是使书籍走向市场化的一次尝试。我想,一本书出来希望更多的出版社能够参与,希望有更多的读者看到它,希望得到多方面的广泛关注。现在看来,还未竞拍原来的三个目的就已达到了,而且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动静。我想适可而止,于是取消了竞拍,将此书出版权交给了很主动前来联系此书出版的群众出版社。
之所以交给他们出版,很重要的原因是,此社曾出版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和我那部续补之作《末代皇帝的后半生》,这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权威性,也可以成为“系列”。这本书的真实性和生命力我是肯定的,究竟如何?请历史做一个评判。(刘惊涛)